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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史诗·新疆卷·江格尔分卷（一）（二）（三）》是国家重点出版工程“中国民间大系出版工程”成果之一。新疆江格尔分卷共计七十章，接续收录于分卷（一）（二）中，分卷（三）则主要收录由新疆的江格尔奇们说唱演述的《江格尔》，作为文学读物呈现，具有较强的文学表现力。《江格尔》是我国蒙古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一部伟大的英雄史诗，早已跻身于世界著名英雄史诗的行列，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江格尔》通过传唱以江格尔为首领的宝木巴家园十二名雄狮、三十五名虎将以及六千多名勇士为保卫宝木巴家园与蟒古斯魔鬼征战的故事，热情讴歌了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的伟大壮举，展示了以宝木巴家园为代表的广大民众的美好愿望和崇高理想。

史诗《江格尔》作为一部蒙古族文学发展史上的最具代表性的经典，充分地体现了草原民族的审美哲学，以及丰富多样的文学 表现特征。史诗《江格尔》结构宏伟，内容丰富，卷帙浩繁。虽然各章节在构架上略有相同，但每个章节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各具特色、精彩绝伦，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令人回味无穷。作为并列复合型史诗，它既保留了史诗的完整性，又兼具了各篇章的独立性，有助于史诗的传承和发展。新疆江格尔分卷所收录的作品是目前学术界公认的70卷全译本，经过本次修订、完善，具有更完备的学术参考价值和艺术典藏价值。

本卷主编简介

马雄福，男，回族，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顾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副主席、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曾任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民族文汇》杂志社主编、社长。从事民间文艺研究和编辑出版工作四十余年。1998年，担任民间文化国家级重大课题“新疆民间故事、歌谣、谚语”三套集成总主编、负责“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新疆民间文化抢救工作等，还负责新疆民间文化、民俗学项目的开发、研究，在民间文学集成的编辑出版、民俗研究、史诗研究等方面成果显著。译作有《哈萨克族民歌选》《新疆少数民族谚语集锦》等。

概   述

《江格尔》——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颗明珠

《江格尔》是我国蒙古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一部伟大的英雄史诗，早已跻身于世界著名英雄史诗的行列。它发源于我国漠西卫拉特蒙古族中，并主要流传于中国、俄罗斯、蒙古国等国家。史诗通过传唱以江格尔为首领的宝木巴家园十二名雄狮、三十五名虎将以及六千多名勇士为保卫宝木巴家园与蟒古斯魔鬼征战的故事，热情讴歌了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的伟大壮举，展示了以宝木巴家园为代表的广大民众的美好愿望和崇高理想。正如钟敬文所言：“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民族史诗，往往就是该民族在特定时期的一部形象化的历史。”史诗《江格尔》所反映的正是蒙古民族在尚不发达的氏族社会末期至奴隶社会初期阶段的历史。那时民不聊生的困境令人民渴望有位英雄领导蒙古族各部落走向统一、带领人民过上幸福安定的生活，《江格尔》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集中体现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史诗《江格尔》结构宏伟，内容丰富，卷帙浩繁。全诗共有七十章，虽然各章节在构架上略有相同，但每个章节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各具特色、精彩绝伦，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令人回味无穷。作为并列复合型史诗，它既保留了史诗的完整性，又兼具了各篇章的独立性，有助于史诗的传承和发展。史诗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例如：天下无敌的雄狮宝木巴家园的栋梁洪古尔，能追述过去九十九年往事、能预知未来九十九年凶吉的智者阿拉坦策吉，美男子明彦，铁臂英雄萨布尔等人物形象。还有被人性化了的具有神奇能力的坐骑形象，如江格尔的坐骑阿仁赞骏马，奔跑九百九十多天不疲惫，而且能与主人心灵沟通，多次帮主人化险为夷，充当保护神的角色。在艺术创作上，《江格尔》采用擅长的韵文样式，易记易诵，更加强化了史诗的表现力，从而使史诗达到了蒙古族民间文学创作发展的一个高峰。史诗是一个民族形成精神支柱的重要体现。一部英雄史诗，特别是一部鸿篇巨制的英雄史诗，往往对于民族精神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广泛、深远的影响。德国伟大的哲学家黑格尔认为，一部优秀的英雄史诗是“一种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能够使“处在英雄时代具有原始新鲜活力的全部民族精神都可以表现出来”。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和艺术传统，并且无一例外地都会在他们的审美活动中表现出来，世代相传，绵延不断。人类在原始社会曾经历过图腾崇拜、祖先崇拜、英雄崇拜等阶段，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蒙古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英雄崇拜文化，江格尔、洪古尔就是他们心目中最敬仰的英雄形象。《江格尔》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贡献。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江格尔》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一、史诗《江格尔》的文化内涵

史诗《江格尔》是以英雄江格尔命名的，而“江格尔”一词源于卫拉特蒙古方言“藏嘎尔”，其含义是“智者”“能者”或“天才”。作为宝木巴家园的缔造者、组织者—理想首领江格尔，其英勇善战、积极乐观、富有探索精神的英雄事迹在史诗中被高度赞颂，无限放大。史诗中这样描述着，“在上界的七个领地，/江格尔是人民的梦幻，/在下界的七个领域，/江格尔是人民的希望。”从中不难看出卫拉特蒙古族已将自己的理想夙愿全部寄托于江格尔这个艺术形象上，也体现出了蒙古族人民的审美价值观和对光明幸福生活的不懈追求，并用生动的事例彰显了他们抨击假恶丑、赞扬真善美的人生态度和建立和谐文明家园的理想信念。

通过史诗所描绘的场景，古代蒙古民族正经历着战争所带来的物质上的贫乏和精神上的折磨，他们在内心深处勾织着对光辉未来的憧憬、对理想生活的向往，从而呈现出江格尔等系列式的英雄人物形象，他们以极大的生活热情和强烈的意志力，创造出了一个理想的社会—宝木巴家园。

宝木巴被作为一个理想家园的蓝图来描述，这与人类共同的诉求是相吻合的、一致的。对于卫拉特人而言，宝木巴是令人神往的，代表了他们最高的理想境界。这里居住的五百万各族百姓，虽然持有七十多种语言，但他们之间不分你我，和睦相处，亲如一家。这里“没有死亡，人人长生，不知骚乱，处处安定，没有孤寡，老幼康宁，不知贫穷，家家富强”。这里没有冬天，阳春常驻，没有酷暑，金秋绵延，没有炎热的烈日，微风习习，细雨绵绵。这充分体现了蒙古族人民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及对理想生活的向往和渴求。

宝木巴家园是蒙古族人民实现理想的终极目标，是英雄施展才华的场所，也是表现英雄气概，炼就英雄意志，成就英雄梦想的伟大精神支柱。英雄精神是蒙古族人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一代代蒙古族人民所传承的文化精髓。虽然随着历史、经济、文化的发展，英雄精神也呈现出不同的形式，但它的内核一直没有改变。古代卫拉特蒙古人对宝木巴的塑造无疑也是对民族精神的塑造，宝木巴是他们对未来的一种期待，他们正是带着这种期待抵御外强，克服生活中的种种艰难险阻，一步步地走向未来。

构建文明和谐的社会一直是史诗的主题，而且贯穿始终。史诗字里行间都透露着人与人之间的相亲相爱，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一切生物相互尊重的和美意识。史诗所赞美的英雄，早已超越了民族和时代，是人民所共同敬仰的，就是拿今天的审美眼光去看，也依然是那样的完美可敬。

二、史诗《江格尔》的艺术形象

史诗《江格尔》塑造了一系列鲜活而生动的艺术形象。其中对于英雄人物的描写，并非是通篇高大上的赞颂之词，而是从他们生活的点点滴滴入手，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形象有血有肉、可敬可爱。正如蒙古谚语所说：“好马在于马驹时期，好汉在于童年时代。”江格尔在童年时期就有着非凡的经历，三岁就建立了丰功伟业，显示出非凡的才干，得到广大民众的爱戴和拥护。江格尔从无依无靠的孤儿成为宝木巴家园的首领，这与时代和环境是紧密相连的。一是江格尔从小吃百家饭长大，百姓是他的衣食父母，报答百姓是他一生的夙愿；二是草原人民爱英雄、敬英雄的文化氛围，培养他从小养成了英雄情结和感召力；三是他为报答百姓练就的超人的智慧和武艺。江格尔凭借他的勇敢和智慧将许多各有所长的英雄召集在自己麾下，甚至把勇猛的敌人也团结过来，并委以重任。他的六千多名勇士，个个骁勇善战，智慧过人。雄狮洪古尔是宝木巴家园的栋梁。江格尔对洪古尔这样说：“洪古尔，寒冷的时候你是我御寒的皮外套啊！战斗的时候，你是我坚固的盔甲！奔驰的时候，你是我飞快的骏马！”阿拉坦策吉是智谋型的英雄象征，江格尔和他的任何一名勇士远征前都要找阿拉坦策吉问卜。阿拉坦策吉都会准确无误地预测前行时途中遇到的困难，并指出应对困难的策略。当远征的勇士遇到危险时，阿拉坦策吉还能够及时派援军营救。

史诗还塑造出具有美好审美意象的女人形象。《江格尔》史诗中对女性的美德和优秀品质的描写，反映了蒙古族对理想女性形象的赞美，以及对母性大爱精神的崇尚。在蒙古族人的审美观念里最美的是日光和月光，《江格尔》史诗中，往往通过女人脸上的光来衬托女人的美丽和善良，江格尔的夫人阿盖夏布都拉就是将女性美、勤劳、智慧及特异功能—预言家的形象融于一身，呈现在听众面前的不仅是美的化身，更是一位正义的天使。以阿盖夏布都拉为代表的这些巾帼英雄忠于人民，勇于以热血保卫家乡的平安幸福。史诗中写到当残暴的夏日古尔古汗率数万大军围攻宝木巴，江格尔的夫人和洪古尔的夫人都挺身而出，全力以赴支持和帮助她们的丈夫抵抗敌人。江格尔的夫人阿盖奋不顾身，给受伤的江格尔裹好剑伤，让他重新上战场杀敌。当洪古尔遇到危险时，洪古尔的夫人选择救丈夫牺牲自己。这些情节深刻反映出蒙古族妇女的牺牲精神和她们崇高的英雄主义情怀。

另外，对蟒古斯丑陋嘴脸、残忍行径的描写，更加凸显了江格尔众英雄高大英勇的正义形象。蟒古斯在蒙古族古代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和史诗中都是必不可少的反面角色，是老百姓幸福安康生活的天敌，也是英雄要征服的对象，在史诗《江格尔》中蟒古斯的丑态同样与英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蟒古斯是这样描述的：“这时长着十五个脑袋的魔王/阿塔哈尔哈日蟒古斯/嘴巴里喷着一团团火焰/鼻孔里冒着一股股黑烟/虎牙里暗暗地藏着/一百又八种灾难的曲调。”在蒙古族民间文学作品中，蟒古斯的头数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史诗中蟒古斯的头数有15头、25头、35头、45头等，头数越多，说明它越残暴，给百姓带来的危害就越大。

马是蒙古族的朋友。马在蒙古族人的生产、生活中是不可缺失的，而且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样在史诗中谈及最多的也是英雄与骏马的故事，可以说是马成就了英雄的伟业，英雄在马背上体现出叱咤风云的本领。史诗中的马被塑造得高大光辉，不仅体现了蒙古马的优良体质，而且还被人格化，具有神奇的技能。在史诗《江格尔》中，与勇士同时出场的以毛色命名的骏马就有三十多匹，如三岁的赤骥阿仁赞、四岁的枣红马，还有栗色马、青色白额马、海骝马、黄骠马等等。这些马同勇士们如同朋友一般如胶似漆，难分难舍，勇士们向马倾诉喜怒哀乐，马则按主人的意志行事，这样的文学表达与蒙古族人民长期的游牧生活习性相关，他们赋予马以人的性格，将马视为伙伴和战友。如史诗中对洪古尔与铁青马之间的感情描绘得最为细腻，十分感人。青色白额马是洪古尔心灵上的依托，是最忠诚的朋友，在主人身临危难之际，青色白额马用自己的智慧，巧妙协助洪古尔渡过难关。马是通人性的。史诗中把英雄与骏马融为一体的关系展示得真诚而又完美，如同同欢喜共患难的亲兄弟。

另外，史诗还用大量的笔墨描绘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场景和真挚的情感，包括亲情、友情、爱情。

三、史诗《江格尔》的审美特征

史诗《江格尔》作为一部蒙古族文学发展史上的最具代表性的经典，全面介绍了蒙古族远古时期部族英雄及其坐骑，充分地体现了草原民族的审美哲学，以及丰富多样的文学表现特征，并用草原民族特有的方式来阐释美。额尔齐斯河流域，草原辽阔，骏马奔驰七个月，跑不到它的边界。史诗《江格尔》里，最美好莫过于天堂，而他们的宝木巴家园就是天堂乐园；世间最高的莫过于天，而庄严雄伟的宝木巴宫殿离天只有三指的距离，它用金刚石盖顶，七个圆顶耸入云天，比彩云还高百丈。

史诗中不管是人还是物，皆以硕大为美。如江格尔的左边席位上的大臣贡布，是“一位山岳般的巨人”，“他舒展身躯坐，要占五十二人的位置；他蜷缩身躯坐下，能占二十五人的位置”。如最著名的勇士洪古尔，“肩宽七十五尺，腰粗八十五尺”。宝木巴的圣主江格尔也十分高大：“江格尔宽阔的脊背上，荷重的骆驼可以自由奔跑。二十个美女并立在他的背后，给他梳理油光发亮的发辫”。就是恶魔也体形高大，如夏日蟒古斯“巨大的身躯像一座大山”。蒙古族人十分崇尚身高力大者，在那英雄崇拜的年代，人体的高大就是英雄的重要标志，因而史诗中的英雄多数是高大的。这似乎说明体形高大，力气就大，也就更具有震慑敌人的气势。

史诗中对战马高大的描写，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江格尔的坐骑阿仁赞有“八十一庹长的长尾”，“脖项八庹长”；阿拉坦策吉的大红马“抖动八十庹长尾”，“立起金刚杵似的两耳”；捷足的赛力肯塔巴格英雄的枣骝儿马，“它那雄壮的身躯，能填满波涛汹涌的四十九个大海”。

器物之大也非同一般。如酒桶：“主管膳食的夏日宝东，牵来三十五匹黑色的白额儿马，套上宽大的铁车，拉上装酒的空酒桶”，“这一坛酒，五百个勇士也抬不动”；酒碗：“阿拉坦策吉用七十个人也抬不动的花棱大碗，一口气干了七十五碗美酒，一连又喝了八十五碗醇酒”；武器：江格尔的金柄长戟又粗又长，“三十三庹长”，“那枪杆像怀驹的三岁骒马一样，三个人也难以合抱”；江格尔宫殿里的宝弓，五百名大力士，才能给这宝弓上弦。在史诗的文学描绘中，不但对有形的物体追求大，同样对无形的声音也予以夸张性的描写。如江格尔六岁时受大力士搏克蒙根希格西尔格的指使去偷袭阿拉坦策吉的“青色白额马”，他“厉声嘶喊，好似晴天霹雳，八万匹铁青马，全部被他赶走”。在与铁臂英雄萨布尔的交战中，江格尔呼唤洪古尔的吼声，“吓得山沟里的三岁熊罴，胆破血流；江格尔的吼声，传到金宫，传到阿盖夏布都拉夫人的耳中”；洪古尔的声音也极其宏亮，“高尚的洪古尔厉声怒吼，这吼声震得山石翻滚”；美男子明彦“从泉边突然起立，向马群厉声疾呼，犹如巨象在怒吼，震天撼地，卧在草丛中的猛虎，肝胆碎裂”。

在描写英雄的食量方面，也是以数多量大为美。如一位英雄一次可吃几只羊等。另外，在说英雄的穿着时，常说穿了多少件衣服，甚至到奢侈繁缛的地步。如洪古尔要去娶亲时的那身打扮：“他穿上额尔崩内袍，套上比喜木德长袍，外面穿上三层战甲，又披上三层锦袍，把那闪闪发光的银盔，戴在右面的偏头上。”哈日萨纳拉：“身上穿七十层厚的战袍，战袍上披挂着八层铠甲，胸前佩着黄金的护心镜，头戴着光华的金盔。”明彦：“穿了三件内衣，三层铠甲，三件外衣，紧束价值七十匹骏马的腰带。”人重衣装，马重鞍饰。如洪古尔在娶亲时所骑的青色白额马：“马背上铺上银白的汗屉，汗屉上铺的洁白毡垫，是一百个额吉絮毛，七十个额吉用脚踩实，仿照草原的样子做成。洪古尔把那铁砧般沉重的黑鞍，安放在青色白额马的脊梁上，又把六十六根拧紧的肚带，系在它白皙皙的肚子上，勒出了七十二道皱纹。再把银制的攀胸，套在骏马的胸脯上；把银线织成的后鞧，扣在骏马的后胯上；把银白色的偏缰，搭在硬木做的鞍鞒上。”

除此之外，蒙古人对住宅和建筑物的装潢也是十分讲究的，宝木巴宫殿：“用珊瑚和珍珠铺成地板，用金子和银子垒成台阶，用狮子大象的巨牙装饰北面的墙壁，用戈壁麋鹿的牙齿拼镶南面的墙壁。”

上述对人、马及事物的文学描写，充分表现出蒙古族人的审美观、价值观，以及他们为建立一个和谐、文明、幸福的家园而不懈努力的决心和信心。

四、《江格尔》的表演艺术

史诗《江格尔》是民间集体创作，集说唱、表演、伴奏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在千百年的传承与发展过程中，史诗传承人—江格尔奇发挥着重要而不可替代的作用。远古以来，在《江格尔》文本诞生之前，以口口相传的说唱艺术是《江格尔》传承的唯一途径。因而，江格尔奇是一个十分神圣的荣誉，很受广大民众的敬重。

所以，一位真正的江格尔奇，不仅要有渊博的知识、娴熟的表演技巧，还要熟练地掌握史诗内容，包括故事情节，人物性格、关系以及马的特长等等民俗文化知识。江格尔奇的表演要通过文学性很强的讲唱、极度夸张的面部表情、形象的肢体语言、灵活变动的手势、抑扬顿挫的声调、节奏急缓的语速、优美的旋律，还有那涉及面广的民俗文化知识信息和生动的故事情节来深深吸引听众。同样的故事，往往因不同的演唱者而产生不同的艺术效果，这也成为听众评判江格尔奇的一个普遍的标准。另外由于地域、文化背景，以及与其他部族的文化交流等因素，不同的江格尔奇大都形成了不同的演唱风格特点，即流派。其作品也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变体。

江格尔奇往往具有丰富的知识并多才多艺。江格尔奇的演唱并不是对史诗的简单背诵，他是在对史诗充分理解认识的基础上，通过文学语言表达出来的，而江格尔奇的声誉、影响力也是根据自己的才艺展示而逐步提升的。江格尔奇常用的乐器是托布秀尔琴，他们边唱边演奏。例如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著名江格尔奇—普尔布加甫，他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表演艺术家。他可以根据《江格尔》故事情节的变化采用不同的曲调演唱，还会弹奏托布秀尔、唱歌及朗诵祝词。

江格尔奇的演唱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严格按照师父的口传（或文本）不折不扣的只字不落的传承，新疆的冉皮勒、达日木就是这类代表性的传承人；另一类在表演过程中即兴创作，改变了个别事件的序列，扩展或压缩情节，添加自己的创作内容，胡里巴尔巴雅尔、扎拉、普尔布加甫等江格尔奇在这方面表现突出，是创作性的传承。我们说创作性的传承并不是随意的，没有章法的，他们根据传统的规则和范式，将自己积累的素材即兴地穿插到某个情节中，使史诗显得更加充实饱满，生动有趣，深受听众的欢迎。

目前，在国内外已搜集到的《江格尔》有二百多个篇章和异文，这些作品都是依靠江格尔奇的口传保存下来的。他们除了演唱《江格尔》外，还会演唱其他英雄史诗、叙事诗，讲述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江格尔》传承与发展离不开历代江格尔奇的坚守努力，他们是最大的功臣，理应受到全社会的尊重、敬仰。

此外，史诗《江格尔》内容丰富，所涉及的学科知识十分广阔，如《江格尔》中出现的许多地名、历史人物、部落、武器及服饰，对我们研究蒙古族历史、文化、民俗都有很重要的价值。特别是在语言表达方面，引用了大量富有哲理性和科学性的谚语、俗语，进一步增强了史诗的文学性和知识性。即使今天我们听起来依然是那样亲切，富有感染力。

今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江格尔》，是一代代江格尔奇用生命传承的文化成果，也是人类精神文明的一份宝贵遗产。史诗如同一座宝藏，目前我们挖掘研究的只是冰山一角，我们要不断地努力，有计划、有步骤、系统地进行梳理研究，在搜集整理、田野调查、传承人培训、学术研究方面，都要下真功夫，用真情做好《江格尔》传承与保护工作，进一步丰富我国的民间文化宝库，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马雄福 尼玛

《江格尔》—蒙古人用生命谱写的神曲

蒙古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之一，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创造积累了丰富的民间文化资源。卫拉特蒙古历史悠久，是蒙古族最古老的部落之一，意为“林中百姓”，分为四部—土尔扈特、和硕特、准噶尔、杜尔伯特，15世纪中叶形成强大联盟，成为北元朝灭亡后中国古代草原民族最为强大的势力，其活动范围东起兴安岭，西越阿尔泰山至巴尔喀什湖、葱岭，北起安加拉河、贝加尔湖，南抵大漠。后逐渐衰落，卫拉特各部主要分散在我国新疆，蒙古国西部，俄罗斯联邦卡尔梅克共和国、阿尔泰共和国等地。史诗《江格尔》就是产生并以口耳相传的形式广泛流传在阿尔泰山脉和额尔齐斯河流域的卫拉特蒙古人中的大型活形态英雄史诗，是集音乐、文学、演唱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当代蒙古族人使用两种文字“胡都木蒙文”和“托忒蒙文”，其中卫拉特蒙古人使用的“托忒蒙文”，就是史诗《江格尔》重要的最早的载体。卫拉特蒙古族民间蕴藏着数百部长诗，除了英雄史诗《江格尔》之外，《格萨尔》也以口述的形式在卫拉特蒙古族民间广泛流传。

《江格尔》是蒙古族民间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文学艺术经典，是蒙古族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它不仅代表了远古蒙古族文学的最高成就，还保留了蒙古族人童年时代的历史印记，其内容涵盖了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宗教、艺术、社会组织等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它对于研究蒙古族的哲学思想、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历史文化等诸多方面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江格尔》是蒙古民族文化的瑰宝，也是我国著名的三大史诗之一，有着“国宝”之称，并与世界著名的古希腊《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印度的《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相媲美。所以，无论是在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还是在世界文明史上，它都是璀璨的文化艺术瑰宝。长期以来，《江格尔》以其重要的社会学价值和文学价值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和青睐，世界上很多国家都为此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成为史诗学术界的专项学科。其中一些章节已被列入中学和大学教材。所以说，《江格尔》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代表作，也是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件珍宝。

《江格尔》之所以能引起世界文学艺术界的广泛关注，在中外文学史上能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力，除了它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和较强的文学表现力外，它所展示的文学思想境界也是那样具有前瞻性、人民性。我们知道，《江格尔》产生在一个部族社会征战的时代，那时人们会把理想的目标更多地聚焦在本民族的命运上，而《江格尔》给我们展示的却是一个超越时空的高度。它并不是站在部落、区域、局部去审视社会的发展，而是将关注点放眼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江格尔》征战的对象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妖魔鬼怪，所要建立的是公正、平等、和谐、充满幸福的理想家园。而且把这种主题贯穿于史诗的始终，几乎在每个章节中都要出现，不断地强化主题。当你阅读全文就会发现，史诗的每个故事、情节都是围绕着“创建幸福的家园”展开的。所以我们说史诗是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的，它已融入百姓的血液里，这就是史诗千百年来生存的文化空间，是它经久不衰的力量源泉。

一、《江格尔》是卫拉特人的一部天籁曲

诗歌是古代人们最喜爱的一种文体形式，尤其是草原民族对诗歌格外钟爱。草原民族选择具有言简意赅、易记易诵特点的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自然是由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决定的。诗是语言的浓缩，它以音乐般精悍的符号记述着最广泛的世界万物，在没有其他传媒手段的远古，它不失为一种最先进、最适合受众群体的文化传承载体。诗是草原民族的宠儿，迄今在新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依然占据着霸主地位。但史诗就不同了，它包含的内容多，涉猎面广、时间跨度长。它就像一艘航空母舰，满载着一个民族历史的文化积淀在航行；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大辞典，包罗万象，应有尽有。从外在形式上看史诗是一般诗歌的绵延赓续和提升，但它的内涵深邃，承载的负荷又体大量重，并不是任何民族都具有的。史诗是一个特定时代的特殊产物，它是一个民族文化高度发展的标志，同时它也是一个民族步入文明时代，社会制度逐渐健全，民族的群体意识、共享意识初步形成的表现。史诗忠实而又艺术地刻录着一个民族历史性变迁的每一个细节，传承着民族文化的优秀基因，引领人们走向未来。

草原民族是诗歌民族，而这个诗更多的是力的象征，是进取的号角声。聆听《江格尔》演唱的场景就如高山流水，骏马奔腾、激情似火。史诗就是草原人的魂，艺人那节奏明快、声情并茂的演唱就是草原人发自内心深处的声音，更是来自无垠草原的天籁之声。

产生史诗的民族无疑是伟大的民族，它必定是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有过惊世之举的民族。蒙古族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它孕育出的文化骄子—《江格尔》就是那个特殊时代的天籁之作。

《江格尔》是以主人公命名的英雄史诗。内容是江格尔率领十二位雄狮、三十五位虎将、六千多名勇士征战四方、降伏妖魔、抵御外强、驰骋疆场、英勇杀敌，建立一个没有战争、没有邪恶、没有疾病、没有饥饿，人们青春永驻，草原四季常青，牛羊遍山，充满欢乐的宝木巴家园，充分反映了蒙古族人民最淳朴、善良、美好的愿望。史诗综合阐述了蒙古族人民的勤劳、智慧、坚强、勇敢以及直面生活的态度和社会认知的大写人生，体现了蒙古族人民的人文精神。史诗像一座民族文化史画廊，又似一座博物馆，更像那草原深处飘来的一首牧羊曲。

《江格尔》是蒙古族全民族署名的作品，是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用心创作的一部作品，也是一部释放着正能量，很有震撼力的传世之作。《江格尔》的文学表现手法新颖、结构严谨，在母题故事的延伸和拓展上很有创造性，类似于我国明清名著《西游记》，整个故事以主人翁江格尔、洪古尔为主线展开，拉洋片式的，一幕接一幕，各篇独立成章，篇篇衔接，步步深入，故事情节天衣无缝。值得称道的是民间百姓除了那特有的驾驭艺术的天分外，对人物的塑造也是活灵活现，让人觉得真实可信，很有亲切感。如对江格尔的描写，虽然他已经被神化了，但阅读时始终会把他视为有七情六欲的人，他作为众英雄的代表，原本他身上应表现的神的成分都被分解到将士的身上：他的十二位雄狮，神通广大，各个身怀绝技；三十五名虎将，以一当十，刀枪不入；六千多名勇士更是骁勇善战、驰骋沙场。史诗《江格尔》塑造的是一个英雄群体，展示的是整体民族的英雄形象。

蒙古族与中国三大史诗有着某种天然的和不可割舍的关系，除了史诗《江格尔》之外，《格萨尔》在蒙古族中也有较为广泛的流布；《玛纳斯》中与柯尔克孜人征战的一方也是蒙古族。由此，我们更加坚信，史诗不可多得，史诗的产生的确有它深不可测的一面。蒙古族就是史诗民族，从中国三大史诗中不难看出蒙古族在史诗创作传承中的主角地位。

史诗的产生经历了一个复杂而又漫长的过程，也是一个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特殊时段的产物。就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蒙古族来说，今天我们凭借仅有的文献资料来断定《江格尔》产生的具体时间都是困难的。但《江格尔》所展示的内容告诉我们，它是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的大片段，饱经沧桑，一般都经历了神话传说、母体雏形、人物关系的确立、故事情节的细化延伸到基本定型等阶段。另外，从《江格尔》所描写的部落关系、社会形态等方面看，亦可以说《江格尔》中的神话传说，包括英雄人物故事的母体雏形形成得比较早，而《江格尔》的定型则是在16世纪前后完成的。

我们说史诗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图腾，那是由史诗本身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和其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社会功能决定的，史诗产生在民间，最能客观真实地反映一个民族在那个时代的生活景象，最能代表基层百姓的意志，最能直接地揭示这个民族在所处时代的社会关系、社会矛盾，从而清晰地阐明这个民族从哪里来，要走向哪里。史诗《江格尔》就是通过对以江格尔为首的英雄群体的描写，主题鲜明地宣告：是人民造就了英雄，英雄要铲除一切邪恶残暴势力，为实现人民的夙愿，建立一个理想的宝木巴家园。

《江格尔》究竟有多少万行，这就跟《江格尔》本身一样，是很神秘的，没有人能回答。自1979年以来，新疆《江格尔》工作组在新疆24个蒙古族聚居县搜集到了各种变体近百万行，其中已正式整理出版的文学读本有70章21万多行。据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的扎格拉、普日拜等人讲，《江格尔》有72章，但没有人能全部演唱。在土尔扈特首领和鄂尔勒克率部西迁之前，有个叫土尔巴雅尔的老人学背《江格尔》，老头背会一章，老伴就往他怀里放一块小石头，后来他怀里的石头增加到了七十块，也就是说他学会70章。当时和鄂尔勒克听了他的演唱后，高兴地赐给他一个专门的称号—达兰·托布奇。1628年，卫拉特的土尔扈特、和硕特西迁到了水草茂盛的伏尔加河下游，同时将史诗《江格尔》带到了广阔的欧洲大地。《江格尔》很快在俄罗斯、德国等国产生巨大影响，并以不同的文字出版了部分章节。1771年在渥巴锡汗的带领下，卫拉特蒙古的土尔扈特、和硕特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东归”。东归的路虽然艰辛而又悲壮，但卫拉特人和到欧洲巡礼的《江格尔》回归故土的心情是那样的激昂迫切；回归故土的梦虽然那样的遥远，但这就是坚强民族的选择。在苦难中创造历史的民族谁能不说这就是史诗《江格尔》的传承？他们又一次用生命在续写《江格尔》。

离家的游子回来了，草原沸腾了，回荡在巴音布鲁克草原上空的《江格尔》歌声更加嘹亮，更有故乡的情，更有故乡的味。

二、《江格尔》是卫拉特人的一部时代狂想曲

从原始社会解体、奴隶社会产生后，无论是家族、群体或后来的民族，都想通过不同的途径达到积累财富、摆脱贫穷、适应自然、抵御外来势力，在某一个地域范围内永久性地占有主宰地位的愿望。当然这个群体可能是强者、胜者，长久性地生存并壮大起来；这个群体也可能是弱者，被击成粉末，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中。一部文艺作品也一样，它诞生了，并不意味着它能生存。然而蒙古民族是强悍的，蒙古族人民所创作的《江格尔》也是文化中的强者。它就像一条汹涌澎湃、浪花飞舞的大河，载着民族历史文化的记忆，带着民族的古朴风韵，从远古走向未来奔腾不息。蒙古族开挖引渡了《江格尔》这条大河，而这条大河又反过来养育了一代代蒙古族人。《江格尔》就像精神法宝，时刻激励着蒙古族人坚忍不拔、顽强拼搏，同时也影响到了更多的民族。这就是《江格尔》的可贵之处，这就是《江格尔》的魅力所在。

史诗《江格尔》作为卫拉特蒙古人的民间文艺杰作，从它的故事本身讲，就是为了尽快缩短漫长的社会演进进程，把人们带进理想的社会。江格尔时代是个征战纷乱的年代。战乱已完全打破了人们正常的生活，所以深受战争之苦的蒙古人，渴望一份安定的生活和一个美好的家园是很自然的。所以他们把现实中无法实现的理想都寄托在史诗《江格尔》之中，营建一个乌托邦式的家园。全书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有创作者从先祖那里传承下来的对远古时代美景的描绘，也有对未来理想中的宝木巴家园的热切向往，但这种追求是严肃的、神圣的，是始终如一的，同时，它也无可非议地成为创作和传承这部跨越时空的鸿篇巨制的原动力。

从史诗的结构和展现的内容及宏大的场面来看，一个缺少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民族，一个没有驰骋疆场、历经生活艰难的民族，一个没有博大胸怀、对生活充满信心和挚爱的民族，是绝对创作不出这部震惊中外的史诗的。

史诗告诉我们一个民族坚忍不拔、不屈不挠的精神，是他们达到理想彼岸的精神支柱，他们要创造的是人民长生不老，草原四季常青，没有苦难悲哀，四处欢歌笑语，牛羊遍布草原，百姓丰衣足食的世外桃源。从史诗主题思想上讲，洋溢着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可以说是卫拉特人的精神寄托，是他们理想追求的高度概括，是审美哲学的集中体现，是卫拉特蒙古人追求理想生活的一部狂想曲。

一个有理想的民族，才可能是一个有发展的民族；一个努力为理想奋斗的民族，才可能是一个成功的民族。史诗《江格尔》告诉我们蒙古族是很富有想象力的民族，是有抱负、有梦想的民族，也是成功的民族。

三、《江格尔》是卫拉特人的一部战斗进行曲

目前国内外对史诗《江格尔》的研究表明，《江格尔》的演唱活动基本上分为三种：一是纯娱乐性的，二是为庆典活动而演唱的，三是江格尔奇之间的技艺竞赛。在演唱仪式上还有些必不可少的环节，即在演唱前一般要举行鸣枪鸣炮驱赶鬼怪的仪式，演唱者要沐浴净身，听众要聚精会神。这充分体现出民众对史诗《江格尔》文化的敬重，同时也说明，《江格尔》的演唱过程就是听众心灵净化的过程。我们知道《江格尔》的内容主要是对江格尔及其英雄的骁勇善战的神化和高度赞颂，是为了增加卫拉特人的自尊和自信，增强凝聚力、战斗力，反对外来侵略，争取世界和平与安宁。而他们演唱时有这种鸣枪鸣炮的仪式，一般性的群众活动是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的，特别是鸣炮这一点在娱乐活动场面中也很难见到。因此，从《江格尔》本身演唱的内容和它比较特殊的形式来看，《江格尔》的演唱最早源于军队，是地地道道的战斗进行曲。民间艺人在军队出征前进行的《江格尔》演唱就是动员令，是为了鼓舞士气，赞美将士战无不胜、骁勇无比的军歌。军队的精神和士气在那个时代是决定战斗胜败的关键，所以在出征前进行这样的演唱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战斗结束后，为凯旋的将士庆功设宴，再对战斗中的英雄进行嘉奖歌颂也是很自然的。由此我们说，《江格尔》是部战斗进行曲，它既在民间流传，也在军队流传。诸多学者的研究资料和文献资料告诉我们，13世纪前后卫拉特蒙古人的部队就建立在民众中，军人平时在各自的牧村，有战斗任务时集体出动。所以说，《江格尔》不论是在民间，还是在军队，都是人们为了怀念和赞美英雄而一代代相传下来的。

四、《江格尔》是卫拉特人的一部英雄赞颂曲

英雄是一个民族的骄傲、自豪，也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灵魂。赞美英雄、歌唱英雄是每个民族共有的特性。史诗作为一部文学精品和历史上一切文学巨作一样，所完成的自然是文学自身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即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不管社会发展到什么阶段，人们崇尚英雄的文化心理绝对不会发生质的变化。而我们所看到的《江格尔》中所描写的诸位英雄，都具有那个时代鲜明的个性。那是英雄的时代，一个需要英雄的时代，英雄层出不穷的时代，歌唱英雄、赞美英雄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民族中的英雄就如群羊中的头领，有了英雄，才可能有那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有了英雄，那个民族才能临危不乱，才能形成强大的合力和战斗力；有了英雄，才能使那个民族为未来点燃希望的火炬。所以，史诗《江格尔》是那个时代特征凸现的一部英雄赞颂曲。

我们把史诗《江格尔》通常都冠以“英雄”二字，这是对史诗的完整称呼，也是非常贴切的。史诗《江格尔》的形成，并非是一朝一夕之事，是有历史过程的。它是经过不断地陶冶和集体加工而成的，它融合了卫拉特人的智慧和天才的想象力，当然这也不乏艺术上对英雄的有意拔高和神化。但多么华丽的辞藻用在英雄的身上都不会过分，因为人类创造这些生动形象的优美词汇就是用来赞美英雄的。史诗《江格尔》对英雄用了很多夸张的比喻和富有想象力的表现手法，但不论是谁读起来依然是那样亲切逼真，这说明英雄是不分地域、不分民族的，它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也是人类共同崇拜的偶像。所以，我们说《江格尔》是一部英雄赞颂歌。

五、《江格尔》是卫拉特人的一部生活交响曲

《江格尔》可以说是一部融合了卫拉特人的精神生活和现实物质生活为一体的历史经典，也是一部由卫拉特人从远古演奏到现在的生活交响曲。史诗中既有对神话般的理想家园—宝木巴的描绘，也展示了卫拉特人尊尚文化的特点，以及他们用宽广的胸怀面对生活、面对人生的那种炽热情感和散发在他们身上那特有的豪迈气概。《江格尔》从名称上看是在赞美英勇无比的江格尔，但它实际上反映的是英雄群体，是卫拉特人自身的文化诉求，以及为完成这一宏伟工程所构建的传统文化体系。它的字里行间都体现出卫拉特人豪爽、真诚、友善的传统美德，以及他们真实的生活场景。民俗是一个民族道德风尚和传统文化的总和，也是那个民族必须传承和烙在他们身上永不褪色的印记。《江格尔》中所反映出的卫拉特人的民俗文化，也正是《江格尔》代代相传，富有极强生命力的原因所在。所以说，传承《江格尔》是卫拉特人的文化的一部分，更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江格尔》就像一面高高飘扬的彩旗，就像大海中的航标，使卫拉特人团结向上，形成强大的合力，迎着风浪向前挺进。《江格尔》的演唱不再是一段颂词，不再是一段故事，不再是往事的回忆，而是卫拉特人的一种精神寄托，一种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是鲜活的生活场景，是充满激情的生活交响曲。

在结束这段文字之前，我特别想告诉关心《江格尔》的年轻朋友：一个民族和他所创作的传世之作一样都是有魂的。今天，我们仅靠这些苍白无力的文字去图解《江格尔》是根本无法捕捉《江格尔》的魂以及它的神韵的。读懂《江格尔》，领略《江格尔》的情与魂，就和读懂一个民族一样，它有许多无法用语言文字表达的东西，所以只有亲临《江格尔》演唱现场，通宵达旦地沉浸在江格尔奇声情并茂的说唱中，不自觉地把自己融入蒙古族民众中，用和他们一样的情感去尊尚、呵护、理解《江格尔》，才能真正体味到《江格尔》的文化、内涵、美学价值，才能知道《江格尔》告诉世人的是什么，才能知道它对人类精神世界的重要作用。

马雄福

《江格尔》—活形态传承与保护的成果

我国三大英雄史诗之一《江格尔》有组织有计划的搜集整理工作起步于1978年。1980年9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民间文艺家协会（当时称作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新疆分会，以下简称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成立伊始就把史诗《江格尔》调查、搜集、翻译、出版、研究作为工作的重点，及时成立了《江格尔》工作室，制定工作计划，并安排专业人员深入农村牧区进行全面的普查。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下，在自治区文联的直接领导下，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四十多年的不懈努力，《江格尔》的搜集整理、翻译出版等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一、《江格尔》的调查、搜集、出版、翻译工作概况

《江格尔》是一部产生并长期流传在卫拉特蒙古人中的英雄史诗。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有组织的普查搜集工作起步较晚。1977年，内蒙古大学的确精扎布教授到新疆卫拉特蒙古族聚居的部分地区进行语言调查时，搜集到了《江格尔》的若干篇章，这一消息引起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们的关注。当年年底，内蒙古大学和新疆人民出版社合作，成立了由内蒙古大学教师宝音贺希格、布仁巴雅尔和新疆人民出版社编辑托·巴德玛等人组成的《江格尔》临时调查搜集工作组。1978年5月，《江格尔》调查搜集工作组正式开展工作。他们先后深入到新疆伊犁地区昭苏县、特克斯县、尼勒克县和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乐县、温泉县、精河县，采访了二十多位江格尔奇和民间艺人，用录音磁带录制了《江格尔》史诗的五十多个篇章及其异文，取得了喜人的成果。

1979年夏，新疆人民出版社派托·巴德玛和道尔巴赴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继续进行搜集《江格尔》的工作。他们历时两个多月，走遍了和静县、和硕县、焉耆县和库尔勒市的各乡、村及牧场，先后采访了四十多位江格尔奇和民间艺人，搜集到《江格尔》的五十多个篇章。

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仁钦道尔吉赴新疆，到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记录了《江格尔》的四个篇章，又前往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和伊犁地区的六个县，先后采访了十余名江格尔奇，搜集了相当数量的《江格尔》资料。

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于1980年9月正式成立，同时设置了蒙古族民间文学研究室（即《江格尔》《格斯尔》研究室）。研究室以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格斯尔》的搜集、整理、翻译和研究工作为重点，并兼顾蒙古族其他民间文学，如长诗、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和民俗等的搜集整理研究。研究室有8名专业人员，专门从事蒙古族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研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历来十分重视蒙古族史诗《江格尔》的搜集、整理、翻译和出版工作，为了更好地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于20世纪80年代初批准成立以浩·巴岱（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为组长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江格尔》工作领导小组，该领导小组的任务是在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的领导下，制定规划，统一部署，协调力量，督促检查，研究解决工作中的重大原则问题，保证史诗《江格尔》的搜集、整理、翻译和出版工作的顺利开展。日常工作由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负责并具体实施。

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江格尔》工作领导小组的协调下，在自治区文联的具体领导下，全面开展了《江格尔》的搜集、整理、出版和研究工作。时任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的托·巴德玛和《江格尔》《格斯尔》研究室主任贾木查带领研究室工作人员，在新疆蒙古族聚居的乌鲁木齐市，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和静县、和硕县、博湖县和焉耆回族自治县，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博乐县、温泉县和精河县，塔城地区的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乌苏县、额敏县、托里县和裕民县，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昭苏县、特克斯县、尼勒克县和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阿勒泰地区的阿勒泰市、布尔津县、青河县和哈巴河县，昌吉回族自治州的昌吉市、吉木萨尔县和哈密市的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等24个市、县进行了大规模的《江格尔》普查工作。虽然《江格尔》的流传情况和分布状态不均匀，有的地方较多，有的地方相对较少，但是这些蒙古族居住的县市均有《江格尔》的流传。按照工作计划，工作人员先后拜访了加·朱乃、冉皮勒、普尔布加甫、才·哈尔察克、李·普尔拜等105名江格尔奇，录制了187盒《江格尔》录音带，共搜集到了157个《江格尔》篇章，约有29万行。同时也发现了好几部非常珍贵的《江格尔》手抄本。1981年至1986年，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温泉县美丽其克草原、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静县巴音布鲁克草原、塔城地区乌苏县赛勒克图牧场、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等地先后举行了六次《江格尔》演唱会。演唱会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极大地激发了江格尔奇的热情，同时也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和领导的重视。在演唱会的现场，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采录到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在搜集《江格尔》的同时，也搜集记录了《江格尔》的其他有关资料，例如江格尔奇的传承经历、师承关系、演唱风格，与《江格尔》有关的民间传说、音乐和风俗习惯等，并对一些重要活动进行了拍摄和录像，为后来的《江格尔》研究提供了多方面的条件和有价值的资料依据。目前，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江格尔》《格斯尔》研究室是我国掌握《江格尔》第一手资料最多的部门。半个多世纪以来，许多有影响力的《江格尔》传承人相继过世，他们演唱的《江格尔》录音带自然成为无价之宝。为了将以上的录音资料长久地保存下去，协会运用现代化的科学手段将原始录音磁带刻录成光盘，完成了《江格尔》艺人演唱的原始录音磁带转换成数字化载体的工作，系统地记录了我国的《江格尔》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传承实况。

据托忒蒙文献记载，1628年，土尔扈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率领一部分土尔扈特、和硕特人向西迁移之前，在他的部落里，有个叫土尔巴雅尔的牧羊老人，将当地传播的《江格尔》搜集起来背诵，每背会一章就在怀里放一块石头，最后他的怀里共揣了七十块不同颜色的石头，被人们尊称为“达兰·托布奇”。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和布克赛尔著名江格尔奇希西奈之子布日勒演唱了《江格尔》36个篇章，著名江格尔奇额尔克泰演唱20余篇章；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巴音郭楞土尔扈特部落有个叫加拉的江格尔奇演唱了11个篇章。至今在新疆地区的江格尔奇与过去的著名江格尔奇之间仍保持着直接或间接的师承关系。其中既有跟随著名江格尔奇学艺出身者，也有背诵有关手抄本自学成才的。例如：著名江格尔奇加·朱乃是额尔克泰之孙，加甫之子，他们祖孙三代均为著名江格尔奇。加·朱乃会演唱25个篇章，2.4万诗行。著名江格尔奇冉皮勒是胡里巴尔巴雅尔的徒弟皮日拉之子，能演唱16个篇章，1.5万诗行。著名江格尔奇李·普尔拜是扎拉的徒弟李吉之子，能演唱3个篇章，7530诗行。著名江格尔奇哈尔察克是硕古尔之孙，才丹之子，祖孙三代均为江格尔奇。他能演唱4个篇章，4600诗行。著名江格尔奇普尔布加甫是宾拜的徒弟，夏拉库文之子，能演唱3个篇章，7000诗行。著名江格尔奇孟特格尔是巴德玛之子，能演唱3个篇章，6500诗行。除此之外，还有图·加瓦、嘎日布、达日木、格勒克、宝斯合木吉等人。目前，我国流传的70章《江格尔》主要是根据这些人的演唱记录整理的。他们演唱《江格尔》的风格各不相同，有演述和演唱之分，演唱又有伴奏演唱和无伴奏演唱之分，而且每个人的演唱曲调和风格也有区别。这些主要是由于不同师徒传承关系所形成的，也就是现在新疆地区《江格尔》的不同艺术流派。

目前，我国《江格尔》的托忒蒙文版本和胡都木蒙文版本相继出版，《江格尔》汉译本也与广大读者见面。下面以出版时间为顺序介绍：

1.边垣编译的《洪古尔》

1950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边垣编译的《洪古尔》一书，1958年由作家出版社再版。这是我国最早公开出版的《江格尔》。边垣曾于1935年到新疆工作，后被军阀盛世才逮捕入狱。本书是边垣1942年根据同狱难友蒙古人满金的讲述编译的。

2.胡都木蒙文13章《江格尔》

我国内蒙古学者莫尔根巴特尔和铁木耳杜希二人将俄国出版的13章《江格尔》，由托忒蒙文转写为胡都木蒙文，并于1958年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与此同时，色·道尔吉将《江格尔》中的《烈性夏拉·古尔·古》和《烈性哈拉·萨那拉》译成汉文，并附加简介，在《民间文学》1963年第4期上刊发。

3.托忒蒙文13章《江格尔》

1964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托忒蒙文13章《江格尔》。这是新疆的阿·太白以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胡都木蒙文《江格尔》为蓝本转写成托忒蒙文的版本。阿·太白在转写过程中参考其他托忒蒙文《江格尔》手抄本，对其中的一些字词进行了校正。哈斯巴先生为该版本撰写序言，他在序言中发布了《江格尔》搜集、整理、研究中的诸多珍贵的信息材料。

4.托忒蒙文15章本《江格尔》

1980年，新疆人民出版社根据1978年5月至7月，托·巴德玛和宝音贺希格等人录制搜集到的《江格尔》史诗的50多个篇章及其变体，从中精选出15章，用托忒蒙文出版。选入这一版本的，除了《洪古尔结亲》《洪古尔活捉魔鬼顿舒尔格日勒》《贺顺乌兰、哈日吉拉根、那钦双胡尔三人捉拿勇士巴德曼乌兰》等3个章节是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58年用胡都木蒙文出版的之外，其余12个章节都是第一次从新疆地区搜集记录到的《江格尔》篇章。

5.胡都木蒙文15章《江格尔》

1982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胡都木蒙文15章《江格尔》，该版本由内蒙古大学宝音贺希格根据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托忒蒙文15章《江格尔》转写而成，并对其中的348个疑难词语进行了详细的注释。

6.汉译本15章《江格尔》（色·道尔吉 译）

在国内用托忒蒙文和胡都木蒙文出版《江格尔》的同时，汉译出版工作也随之进行。20世纪60年代初，色·道尔吉就对《江格尔》的部分章节进行汉译。之后，他又将《江格尔》的15个章节全部翻译成汉文，并于1983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出版的第一本较为完整的汉译本《江格尔》。

7.托忒蒙文资料本《江格尔》（1—13辑）

1980年，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江格尔》工作组成立后，在搜集记录《江格尔》的同时，还整理出版了民间文学丛书托忒蒙文资料本《江格尔》。从1982年至1996年间先后出版了13辑。托忒蒙文资料本《江格尔》是根据新疆的61位江格尔奇演唱的140章《江格尔》变体整理而成，约计25万多行。另外，在各章前附有演唱者的简历和照片，后面附有搜集整理者的姓名、采集时间、地点及录音带的编号等。这对进一步了解《江格尔》在不同地区的流传情况和深入研究《江格尔》的各种变体及江格尔奇的不同演唱风格、师承关系等有着极为珍贵的参考价值。第1—2辑由新疆人民出版社于1982年出版；第3—5辑由新疆人民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第6—9辑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第10辑由新疆人民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第11—13辑由新疆人民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

8.托忒蒙文与胡都木蒙文70章《江格尔》文学读本

①托忒蒙文70章《江格尔》文学读本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分三卷先后出版。第一卷1986年1月出版（30章），第二卷于1987年5月出版（30章），第三卷于2000年1月出版（10章及有关资料）。该版本是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根据在新疆地区搜集到的《江格尔》原始资料，从中选出比较完整的章节作为底本，并参照其他各种变体进行补充和整理出版的。

②胡都木蒙文70章《江格尔》文学读本由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格日勒图根据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托忒蒙文70章《江格尔》转写并注释，索德那木拉布坦审订。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先后于1988年出版了第一卷、1989年出版了第二卷、1996年出版了第三卷。

9.汉译本15章《江格尔》

1988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霍尔查翻译的15章《江格尔》，该汉译本的底本是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托忒蒙文15章本《江格尔传》，是新疆的江格尔奇们说唱的，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有着以前俄罗斯和蒙古国出版的《江格尔》中所没有的某些章节，不仅极大地引发了德国、俄罗斯学者的兴趣，而且在国际史诗学界亦产生了极大反响。另外，这15章也不同于资料本，是作为文学读物提供给读者的，因此整理者进行了不少加工，具有较强的文学表现力，有的章节甚至是根据多种异文改编而成。

10.汉文全译本70章《江格尔》

自1993年起，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江格尔》工作领导小组组织，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具体实施，新疆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江格尔》汉文全译本6册，其中1—4册由黑勒、丁师浩合译，5—6册由黑勒、李金花合译，浩·巴岱校订。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涵盖资料最多的《江格尔》汉文全译本。

11.托忒蒙文《江格尔手抄本》

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与中国《江格尔》研究会、新疆古籍办、内蒙古古籍办、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等五家单位合作，于1996年由内蒙古科技出版社在赤峰市以经卷式版本影印的《江格尔手抄本》。

12.汉文版《江格尔传奇》

2006年，由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何德修编著。本书以小说的体裁加工再现了蒙古族大型史诗《江格尔》。他在深入研究《江格尔》的基础上，结合蒙古族文学创作的艺术特点，对史诗进行了系统梳理，去除了重复雷同、空泛抒情和自相矛盾的部分，增加了一些情节和内容，进行了必要的演绎和文学描写。该书出版后，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2007年被译成胡都木蒙文，2009年被改编成儿童读物（蒙文版）。

13.汉译本《〈江格尔〉故事梗概》

该版本是由关巴、马雄福根据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1987年出版的托忒蒙文版的70章《江格尔》编译整理的最完整的《江格尔》故事梗概，于2006年9月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有蒙古族画家斯琴·毕力格图画的多幅精美插图。该版本作为简易读本，为国内学者和读者阅读、了解、研究新疆卫拉特蒙古族英雄史诗提供了最基础的资料和便利条件，同时在推介和传承史诗《江格尔》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4.托忒蒙文《中国江格尔奇演唱精选本》

本书由玛德丽娃主编，新疆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出版，精选了由伊犁地区江格尔奇演唱的23章《江格尔》。

15.胡都木蒙文《〈江格尔〉论文集》（上、下册）

本论文集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间文艺家协会编，新疆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出版，50万字。

16.蒙（托忒蒙文）、汉、英对照的25章《江格尔》

本书由贾木查编著，新疆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这是首次将《江格尔》用几种文字对照出版，对《江格尔》研究和推广很有现实意义。该版本是在《史诗〈江格尔〉校勘新译》25章的基础上筛选、校勘和编辑加工而成的。

17.《中国新疆蒙古族民歌宝库·和布克赛尔（江格尔卷）》（光盘）

由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与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联合录制，民族音像出版社2011年出版发行。采取激光唱片的形式将历代“江格尔奇”各具特色的声音记录下来并出版，这在国内是首次，对于传承和保护这部优秀的文化瑰宝更有时代意义。

18.《草原圣歌—中国史诗〈江格尔〉》

本书由中子著，马雄福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

19.蒙古文“新疆文库·江格尔”

①《史诗歌手演唱原文记录本》（第一册），娜仁花主编，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版。共21章，附原唱录音光盘。

②《史诗歌手演唱原文记录本》（第二册），尼玛主编，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版。共32章，附原唱录音光盘。

③《史诗歌手演唱原文记录本》（第三册），娜仁花、尼玛主编，新疆人民出版社2015年出版。共30章，附原唱录音光盘。

20.巴音郭楞《江格尔》（三卷）

本书由孟开、马雄福主编，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15年出版。本书以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搜集整理的《江格尔》原始音像资料为蓝本，同时还选收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相关部门及个人采录的《江格尔》的资料，是在忠实原文，保持原演唱风格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共三卷。内容由序言、正文、图片、附录、后记等组成，同时还对方言、名词术语进行了具体的注释，每卷后附原唱光碟。

21.动画片《英雄江格尔》

2017年，动画片《英雄江格尔》以英、法、西班牙等语种在全球上映播出。2017年暑假期间，在中国教育电视台，广东少儿、福建少儿、海南少儿、江西少儿、西藏卫视、广东英语频道等省级频道和南京少儿、济南少儿等全国近30家省会城市电视台播映。《英雄江格尔》同年荣获“多彩中华”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电影展艺术贡献奖和“德令哈”国际高原电影节最佳动画片奖。《英雄江格尔》累计荣获10项国内外奖项。

上述有关史诗《江格尔》各种版本的陆续出版和几届学术研讨会、演唱会的举办，使我国《江格尔》史诗在国际史诗学界引起强烈反响，从而使国内外出现了《江格尔》研究热潮。

二、国外《江格尔》的记录、研究

从1802年德国旅行家贝尔格曼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卡尔梅克人中发现并记录《江格尔》两个篇章算起，《江格尔》记录研究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与此同时，《江格尔》研究也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专门学科。

1802年至1803年，德国学者贝尔格曼在俄国境内的卡尔梅克人中采录了英雄史诗《江格尔》一些章节。史诗中圣主江格尔及其宝木巴家园勇士们那些神话般的故事引起了他浓厚的兴趣。于是，他记录下来并用德文发表了《江格尔》的两个章节的故事。贝尔格曼是第一个记录和翻译介绍《江格尔》的外国学者。此外，俄罗斯地理学会的旅行家斯特拉霍夫、涅费季耶夫和涅鲍尔辛等人也记录过有关《江格尔》的一些故事及资料。在19世纪中叶，喀山大学的两位教授阿·波波夫和科瓦列夫斯基有幸获得了当时在卡尔梅克人中流行的《江格尔》的手抄本。1854年他们的学生阿·鲍列洛夫尼科夫将《江格尔》手抄本中的两个章节译成俄文发表，并在译文序言中推介了《江格尔》及其传承人—江格尔奇的情况。1857年埃尔德曼又将这两个章节由俄文译成德文发表，引起了欧洲学术界的关注。此后不久，喀山大学的教授卡·郭尔斯顿斯基到阿斯特拉罕地区卡尔梅克人中走访江格尔奇，实地观看了江格尔奇的演唱，并搜集整理了他们演唱的部分内容，于1864年第一次用托忒蒙文发表了《夏尔顾尔古汗》和《黑克纳斯汗》两个章节。

在国外的《江格尔》搜集、整理和出版工作中，彼得堡大学的教授弗·科特维奇及其学生奥奇洛夫曾做出过重大贡献。科特维奇于1894年首次到卡尔梅克地区对史诗《江格尔》进行搜集记录，同时将《江格尔》的一些章节译成俄文发表。之后，他的学生奥奇洛夫来到卡尔梅克地区进行调研，并用基里尔文记录了著名江格尔奇鄂利扬·奥夫拉演唱的《江格尔》10个篇章，于1910年在彼得堡用托忒蒙文出版。这为《江格尔》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

20世纪初，尤其是1940年在埃利斯塔召开《江格尔》诞生500周年纪念会前后，卡尔梅克地区搜集、整理、出版、翻译和研究《江格尔》工作进入了新阶段。他们不仅搜集到了十几章《江格尔》新章节，而且将1910年的托忒蒙文版改由巴特尔·巴桑戈夫译成俄文出版。1940年，巴特尔·巴桑戈夫在上述译文的基础上，又增加由纳木林·尼古拉讲的两个章节，在埃利斯塔出版了《江格尔》12章节新版。同年，由里布金和卡利亚也夫等人将该版译成俄文出版。据相关资料介绍，当时《江格尔》的有些章节被译成乌克兰文、俄文、格鲁吉亚文、阿塞拜疆文、爱沙尼亚文和哈萨克文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相继出版。

20世纪60年代，苏联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建立《江格尔》研究机构后，学者们加大了对《江格尔》搜集、整理、出版工作的力度，在原始记录和音像资料的基础上，又搜集到了《江格尔》十几部新章节。之后，阿·科契科夫对《江格尔》的各章节作了校勘，并在12章节版的基础上，增加13个章节，以韵文体形式于1978年在莫斯科出版了25章节的《江格尔》。关于欧洲《江格尔》搜集、出版工作，俄罗斯学者布尔奇诺娃在《江格尔学在俄罗斯的起源》、米海依洛夫在《二十五章江格尔序》、保尔曼什诺夫在《江格尔史诗研究现状》、旦布尔加甫在《卫拉特—卡尔梅克江格尔在欧洲》等论著中做过详细介绍。

20世纪初，芬兰著名比较语言学家和蒙古学家兰司铁，在蒙古国进行语言和口头文学调查过程中，先后搜集到包括韵文体、散文体和韵散结合体几种形式的《江格尔》及其有关作品30种。但这些作品都被当作民间故事编入蒙古国《民间文学范例》中。苏联科学院院士、著名蒙古学家鲍·雅·符拉基米尔佐夫于1910年记录的巴亦特喇嘛演唱的《江格尔》的一些片段，已在1926年编入苏联出版的《蒙古国民间文学范例》中。

蒙古国学者乌·扎嘎德苏伦对他们搜集到的《江格尔》进行编辑整理，于1968年和1978年先后于蒙古国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史诗江格尔》和《名扬四海的洪古尔》两本书。虽然其涵盖了《江格尔》25个章节的内容，但章节不太完整。从这些章节的内容看，好多内容与在我国新疆卫拉特人中发现的《江格尔》章节极为相近，因此，可谓是同源异流。蒙古国学者乌·扎嘎德苏伦在谈论他编辑整理的两本书时说：有些作品的故事情节与《江格尔》有直接的联系，但有的则不然，只是偶尔提到江格尔的名字。我们可以看出，其中有的是《江格尔》的异文，有的则很可能是其他史诗的片段。诚然，这些资料对《江格尔》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我国《江格尔》的研究

从目前搜集到的资料看，我国《江格尔》研究起步较早的是特·赛音巴雅尔1961年撰写的《试论〈江格尔〉的思想》和额尔德尼1965年刊发在《内蒙古大学学报》第1期《〈江格尔〉某些词汇解释》的论文。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下，史诗《江格尔》的研究工作得到高度重视，不仅培养了一支热衷于史诗学的研究队伍，而且在研究方面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在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成立了《江格尔》《格斯尔》研究室，配备专业研究人员。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仁钦道尔吉的《〈江格尔〉研究概况》一文，在我国首次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国外《江格尔》研究情况；宝音贺希格的《〈江格尔〉在我国出版研究概况》和扎格尔《国内〈江格尔〉搜集出版和研究概况》归纳介绍了中国1984年以前对《江格尔》的出版研究情况；格日勒扎布的《〈江格尔〉版本介绍》则全面系统地介绍了1985年以前发表于国内外报刊的19种文字的94个《江格尔》片段或版本情况；贾木查的《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调查报告》一文介绍了关于《江格尔》在卫拉特蒙古人中的流传分布，民间艺人江格尔奇、《江格尔》的传承等情况；加·巴图那生的《〈江格尔传〉在和布克赛尔流传情况调查》一文披露了关于《江格尔》在和布克赛尔县的抄本、流传情况等。

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我国《江格尔》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回顾学者的研究之路，大致可分为这样几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主要是对《江格尔》所反映的主题思想的研究；70年代主要是对《江格尔》的人物形象的研究；80年代主要是对《江格尔》产生地域、时间及其所反映的古代蒙古族的审美观的研究；90年代，是对《江格尔》所反映的民族文化的多元化的研究。其中，扎格尔的《江格尔研究》（1993年）、贾木查的《史诗江格尔渊源》（1997年）、仁钦道尔吉的《江格尔论》（1998年）、萨仁格日勒的《史诗〈江格尔〉与蒙古文化》（1998年）、齐·艾仁才的《〈江格尔〉研究》（2000年）等专著代表了20世纪我国《江格尔》的研究成果。进入21世纪，朝戈金的《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2000年），旦布尔加甫的《卡尔梅克江格尔校注》（2002年），斯钦巴图的《蒙古史诗：从程式到隐喻》（2006年），塔亚的《江格尔奇研究》（2015年），策·巴图的《江格尔词汇研究》（2015年）等成果引人瞩目。他们的研究更加重视原始演唱资料和文本深层次的分析，以及江格尔奇的演唱风格方面的探索。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江格尔》进行研究，寻找与其他史诗的异同，探讨《江格尔》传承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使《江格尔》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拓展了对《江格尔》研究的思路，也为《江格尔》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更加科学的方法。

当代，《江格尔》研究机构相继成立也是新世纪中国《江格尔》研究的一大特点。2016年新疆大学成立了《江格尔》研究室，2017年10月内蒙古大学成立了《江格尔》研究中心，2020年11月西北民族大学成立了《江格尔》研究中心。史诗传承进校园是保护与传承的又一条途径，将进一步增强传承的活力，对于更好地推进《江格尔》的科学研究、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社会服务，推动其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示范作用。这为我国《江格尔》传承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江格尔》研究也会更上一层楼。

四、我国《江格尔》学术研讨会

为了促进《江格尔》研究，并向国内外学者提供学术交流的平台，全面提升《江格尔》的传承保护力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和民间文艺家协会前后多次召开全国性、国际性学术讨论会，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

1.1982年，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召开了全国《江格尔》学术讨论会。这是我国研究《江格尔》历史上的首次学术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国内专家学者和著名江格尔奇40余人，向大会提交的论文共38篇，其中22篇在会议上宣读。论文内容涉及《江格尔》产生和传播的年代、地域、主题思想、艺术特点、在蒙古文学史上的地位等，并对国内外有关出版和研究状况进行了介绍。这些论文主要是从文学、哲学、美学、语言学、民俗学角度进行探讨，资料翔实，针对性强，为《江格尔》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这次会议论文，由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编辑为《〈江格尔〉论文集》专集，于1986年、1988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分别以蒙、汉两种文字出版，揭开了我国《江格尔》研究的序幕。

2.1988年8月16日至22日，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在乌鲁木齐市召开我国首届《江格尔》国际学术讨论会。除了我国40多位专家学者之外，还有苏联、蒙古国、德国、芬兰、匈牙利、美国、意大利和日本等9个国家的16位专家学者也参加了会议。大会共收到学术论文52篇，会上详细介绍了我国搜集、整理和出版《江格尔》的情况。

3.1991年1月8日至10日，中国《江格尔》研究会在乌鲁木齐市成立，挂靠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国内有关省区市8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大会，向大会提交论文26篇。中国《江格尔》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江格尔》研究工作已经迈入新的发展阶段。从此，《江格尔》的研究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开展起来。

4.1995年10月23日至25日，中国《江格尔》研究会在北京召开了中国《江格尔》研究学会常务理事扩大会及年会，有关领导和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共提交论文21篇。

5.1996年8月26日至3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中国《江格尔》研究会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江格尔》国际学术讨论会。来自俄罗斯、蒙古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和我国的共70多位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60多位学者宣读了论文。

6.1998年12月，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在新疆乌鲁木齐召开了著名江格尔奇加·朱乃命名大会暨中国《江格尔》研究会学术研讨会。

7.2006年9月11至13日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与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联合召开了中国新疆《江格尔》国际学术研讨会。参加研讨会的有来自中国、俄罗斯、蒙古国、德国、哈萨克斯坦、日本等国家的50余位专家学者。本次会议的主题是经济全球化语境下的《江格尔》研究。我国著名的“三大史诗”学专家在会上发言或宣读论文；30多位学者提交了论文。与会专家紧紧围绕着中国“三大史诗”的传承与保护这一主题展开讨论，使会议主题鲜明、观点新颖、严肃活泼、富有活力，达到了学习交流，推动传承与保护少数民族优秀文化繁荣发展的目的。会议共收到论文50多篇，内容涉及史诗《江格尔》的流传和变异研究、史诗《江格尔》的文化研究、史诗《江格尔》的文本研究等。与以往相比，这次研讨会的论文有质量、有深度，研究范围广，涉及领域多。这是史诗《江格尔》被列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后召开的第一次国际研讨会。它为促进我国及国际《江格尔》学研究深入发展，为推动我国保护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事业做出了贡献。

8.2012年6月29日，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与阿克陶县人民政府在帕米尔高原慕士塔格峰脚下的喀拉库勒湖畔成功举办了“中国《江格尔》《玛纳斯》《格萨（斯）尔》三大史诗”传承与保护研讨会。研讨会同时还举行了全国三大史诗传承人同台演唱史诗的活动。

9.2016年5月21日，新疆大学“‘一带一路’与《江格尔》研究”高层论坛暨《江格尔》研究室成立挂牌仪式在新疆大学隆重举行。来自国内外的与会者共60余人，包括俄罗斯联邦卡尔梅克共和国社科院、中国社科院、中央民族大学、内蒙古大学、湖南大学、西北民族大学、新疆师范大学等与自治区的相关专家学者和江格尔奇。

10.2017年10月29日，内蒙古大学《江格尔》研究中心成立揭牌仪式暨内蒙古大学第四次《江格尔》学术研讨会在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隆重举行。来自北京、新疆、甘肃等国内各地及蒙古国、俄罗斯联邦卡尔梅克共和国、阿尔泰共和国、图瓦共和国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学者，国内各媒体记者近100位代表出席了此次揭牌仪式及研讨会。

除了《江格尔》学专题学术研讨会之外，我国不少相关学科会议也把《江格尔》学当作讨论的专题之一。例如：1983年，全国少数民族史诗学术讨论会在青海省西宁市召开，大会收到论文80余篇，其中有关《江格尔》的学术论文44篇。1989年8月，全国第二届卫拉特史学术讨论会在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巴彦浩特召开。这次会议收到的58篇论文中，有关《江格尔》的文章有5篇。1992年7月，全国第三届卫拉特史学术讨论会在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库尔勒市召开，《江格尔》成为会议的重点议题之一，论文占到十分之一。198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在乌鲁木齐市召开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学术讨论会，在提交大会的论文中有关《江格尔》的文章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1988年5月14日，新疆卫拉特研究会在乌鲁木齐市正式成立，并召开了《江格尔》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收到的27篇学术论文中，有关《江格尔》的研究文章有10篇。

近年来，除了召开全国性、国际性《江格尔》学术讨论会和出版多种论文集之外，在国内有关报刊上，尤其在蒙古文报刊上发表的有关《江格尔》文章也相当多。据初步统计，自1982年到1990年，在全国各地有关蒙、汉文报刊上发表的《江格尔》文章已超过250篇，其中外国人写的相关文章有26篇。由此可知，我国《江格尔》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有了迅速发展。

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江格尔》的传承和保护工作也在通过广播、电视、电影、话剧、歌剧等多种形式全面宣传推介。1982年，新疆人民广播电台蒙语台播放了青年江格尔奇普·卡那拉演唱的15章《江格尔》。从1988年1月到12月，《新疆日报》托忒蒙文版《彩虹》《博峰》等专栏连载齐·艾仁才写的《江格尔》60章内容介绍。邓志明改编的歌剧《江格尔》，在内蒙古《电影剧本》1986年第3期发表。俄罗斯联邦卡尔梅克共和国著名作家巴森之子巴图尔的话剧《宝木巴》，在新疆蒙古文期刊《启明星》1990年第4期到第7期上连载。为了普及《江格尔》知识，从1991年1月开始，新疆人民广播电台汉语台利用多种形式进行《江格尔》专题广播。通过各种媒体的宣传推广，史诗《江格尔》已被更多的人认识，并成为我国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

五、我国举办的《江格尔》演唱、交流活动

1.1981年至1986年，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温泉县美丽其克草原，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静县巴音布鲁克大草原、塔城地区乌苏市赛勒克图牧场、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等地先后举行了《江格尔》演唱会。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各地举办的《江格尔》演唱会办得有声有色，内容充实，群众参加踊跃，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应。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作为《江格尔》非物质文化遗产责任保护单位，通过演唱会、学术交流会，不但采录了大量《江格尔》史诗资料，而且发现了一批著名的江格尔奇、图兀勒奇、故事讲述家，极大地促进了《江格尔》的传承与保护工作。

2.1989年8月28日至9月4日，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了《江格尔》成果展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习仲勋﹑赛福鼎·艾则孜﹑廖汉生等中央领导亲临剪彩，有关部门的领导也参加了开幕式。国家伟德体育官网﹑文化部﹑民政部﹑新闻出版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翻译局﹑中国八省区蒙古语文协作小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大学等单位和高等院校有关同志﹑专家﹑学者和首都群众代表也参加了开幕式。展览会共展出有关《江格尔》各种图片、书籍、录音磁带及原始记录资料等大量实物，充分展示了《江格尔》工作开展以来的工作成就。随后在乌鲁木齐市及其他蒙古族聚居区巡回展出。

3.2006年建立新疆首个《江格尔》“文化生态保护村”

建立《江格尔》“文化生态保护村”，是保护与传承史诗《江格尔》的主要措施之一。新疆塔城地区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的那仁和布克牧场是我国著名《江格尔》演唱艺人加·朱乃的家乡，历来都有演唱《江格尔》的优良传统，演唱活动经常性开展，传承人队伍不断扩大。同时，这个牧场也是1980年以来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搜集《江格尔》资料最多的地方。这里不仅演唱《江格尔》的艺人多，活动普及，而且近年来又涌现出了一批年轻的江格尔奇。通过多方考察，和布克赛尔县的那仁和布克牧场在《江格尔》传承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不可多得的人文环境，对以后《江格尔》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工程而言，能起到非常好的示范作用。2006年9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和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和布克赛尔县那仁和布克牧场为我国首个“江格尔文化村”荣誉称号，它成为第一个《江格尔》文化生态保护村。

4.2009年8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自治区民宗委、自治区文联主办，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江格尔》《格斯尔》研究室与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人民政府承办了首届新疆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示活动。

5.2009年8月5日至7日，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与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联合举办了新疆首届“江格尔杯”—《江格尔》说唱、长调、祝赞词邀请赛。

六、《江格尔》保护和传承的新征程

1.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

2006年，随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正式启动，史诗《江格尔》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特点是通过艺术载体来展示的，特别是演唱艺术类，是依附人而存在的一种“活态的文化”。《江格尔》就是通过传承人演唱而传承的活态文化。传承人就是这些不朽作品的保存者和传播者。对《江格尔》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是《江格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关键环节，也是工作的重中之重。

当然，《江格尔》的保护与传承，重点是对传承人的保护和培养。同时，对传承地区的文化空间保护也至关重要，通过各种形式真正做到在《江格尔》的传承地有歌手、有听众、有环境，使之世代相传，使活态的口传史诗永远活下去。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以保护传承为己任，对全疆范围内的江格尔奇进行摸底调查，筛选出最有代表性的、最有权威的艺人，分别推荐为国家级和自治区级传承人。截至目前，经文化和旅游部确定，加·朱乃、李日甫、夏日尼曼、甫·巴达等艺人被列入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巴·洪格尔、道·尼玛、满都来等艺人被列入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以上艺人已获得政府特殊津贴，在《江格尔》的传承和推广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另外，加·朱乃老人还获得了“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称号。

为提高保护传承水平，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深入发展，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江格尔》《格斯尔》研究室先后举办了3期史诗《江格尔》及长诗艺人培训班，参加培训人员约170人。

2.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

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意见》深刻阐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在全国文化艺术界引起强烈反响。“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2017—2025年）作为其中的一个重点项目，明确由中国文联牵头组织实施，具体任务是完善中国口头文学数字化工作，在搜集整理民间故事、歌谣、谚语、史诗等基础上整理出版中国民间文学原创文献，为中华民族文化保留珍贵鲜活的记忆。《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将史诗《江格尔》列入其中。

进入新时代，推出“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既是实现我国民间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大举措，立意深远，也是让新疆的史诗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迎来民间文学传承发展的又一次高峰的重要契机。

只有充分认识到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和在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积极作用，才能自觉承担起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责任，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历代《江格尔》的演唱资料，因它独特的文化积淀、结构、文化内涵、审美特征，在快速发展的今天，越来越显示出它的珍贵价值。所以说保护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经典《江格尔》，让更多的人了解、领悟英雄史诗的独特魅力，为新时代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既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更是我们的一份责任和光荣的使命。

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对《江格尔》的传承与保护工作历经半个多世纪，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回顾往事，有搜集、整理、研究中的艰辛，更有《江格尔》艺术给我们带来的欢乐，以及这部巨著赋予我们文化上的坚强自信与自豪。展望未来，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感到身上的担子很重，《江格尔》的传承与保护任重而道远。

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江格尔》《格斯尔》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