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格尔》是蒙古族数百部英雄史诗中最优秀的一部,也是最能代表蒙古史诗发展水平的作品。它同蒙、藏两个民族的《格斯(萨)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一起,被誉为“中国三大史诗”而闻名遐迩。
《江格尔》是怎么发现的?
2006年,新疆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著名的“江格尔齐”加·朱乃在演唱《江格尔》。(资料图片)
《江格尔》像是发源于阿尔泰山的一条河流,从遥远的古代奔流下来,流向天山南北,流向贝加尔湖、西伯利亚,流向欧洲的卡尔梅克草原,它的诗篇长久地回响在草原深处,回响在蒙古包里,世代滋润着蒙古卫拉特儿女的心灵。
70多年以前,当一位名叫边垣的汉族知识分子远赴新疆参加革命的时候,他未曾想到自己不久就会被逮捕,他也更不会想到自己在狱中的奇遇和发现。那是在1935年,边垣来到新疆不久便被军阀盛世才逮捕入狱。当时与他同在狱中的,有一位名叫满金的沉默寡言的蒙古人。在困苦漫长的牢狱生涯里,满金经常会唱起一首既像诗又像歌的篇幅很长的“歌谣”来打发时光。这“歌谣”旋律简单而优美,富有韵律的歌词时而低回时而高亢,时而悲泣时而欢快。很快,边垣便对这歌谣着了迷。
后来,满金告诉他,这“歌谣”的名字叫做《江格尔》,是一部流传年代久远的蒙古族史诗,而自己所演唱的部分,描述的是圣主江格尔手下最伟大的英雄洪古尔的故事。久而久之,边垣暗自记下了这个故事,出狱之后便着手用汉语整理出了这部来历神奇的关于洪古尔的史诗。195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边垣编写的史诗《洪古尔》,1958年作家出版社在北京再版了此书。这就是共和国历史上对于蒙古英雄史诗《江格尔》的首次发现和记录。
而史诗《江格尔》在国际上的最早发现,却是在万里之遥的欧洲伏尔加河流域。1802至1803年,德国人贝尔格曼到卡尔梅克草原实地考察卡尔梅克人的生活、习俗和口头创作。所到之处,他都听到卡尔梅克艺人在演唱一部叫做《江格尔》的史诗,并为这部史诗的魅力所倾倒。于是,他干脆把那些优美的诗章记录了下来,连同其他众多口头作品一起。1804年,他从中选择了两篇翻译成德文发表。与此同时,他还发表了自己对这部作品及其演唱艺人的研究论文。从此,《江格尔》作为一部卡尔梅克著名史诗名扬西方世界,各国学者纷纷投入到对其的搜集、整理、出版和研究工作中。当我国从1978年开始大规模搜集境内《江格尔》的时候,《江格尔》学在国外早已成为具有近200年历史的一门成熟的国际性学科。
《江格尔》主要流传于中、蒙、俄三国卫拉特蒙古人中。这与历史上卫拉特蒙古人的迁徙足迹是密切相关的。现在我国的学者普遍认为,《江格尔》的最初形成是在卫拉特人西迁之前,之后在卡尔梅克草原上发展成熟后又随着卫拉特人东归的脚步返回我国境内。
《江格尔》史诗犹如一面镜子,给我们全方位展示了卫拉特蒙古历史文化,包括卫拉特蒙古人的政治、经济、宗教、民俗、语言文学等各方面。每一个主题,每一种母题,都有深厚的文化含义。看似简单的故事中含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内涵。例如,《江格尔》中描述勇士杀死蟒古斯恶魔之后火烧其尸骨,然后挖一道60尺深的黑洞,把它扔进深洞,用巨石镇压的场景。这是典型的萨满教镇鬼仪式,直到最近,科尔沁萨满教仍保留了这种仪式。镇鬼仪式有很多步骤,在最后的阶段,萨满为镇压妖魔鬼怪,将击鼓走进荒野,将事先准备好的病人穿过的衣服及一些所属物,即魔鬼附着的物品置入提前挖好的地洞里,用大盘石压在上面,又用黑白线拴住盘石中间,然后对众妖怪们施与诅咒。因此可以说《江格尔》史诗是卫拉特蒙古人历史文化的百科全书,而这篇史诗本身,也构成了卫拉特蒙古民族对于自身文化认同的一种表达。
《江格尔》与江格尔奇
敖包
史诗《江格尔》以主人公的名字命名。它热情讴歌了以圣主江格尔汗为首的6012位勇士,歌颂了他们为保卫以阿尔泰圣山为中心的美丽富饶的宝木巴国,同来犯的形形色色凶残恶魔进行的斗争,也赞美着英雄们的爱情、友谊和欢宴。同时,江格尔也是《江格尔》的主人公。
关于“江格尔”一词的来源,历来解释不一。波斯语释为“世界的征服者”;突厥语释为“战胜者”、“孤儿”;藏语释为“江格莱”的变体;蒙古语释为“能者”。多少年来,江格尔的故事都是通过口头传播而得以流传。而演唱《江格尔》的人,则被称为“江格尔奇”。
“我们这个县北边赛尔山上有一个地方叫做江格尔拜。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新疆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孟根布拉格小学退休教师布音塔老人说,“从前,有一位老汉叫做吐尔巴依尔,他生活贫穷,5只山羊是他仅有的财产。一天,5只山羊失踪了,吐尔巴依尔急得到山上去找。在山顶的两眼湖中央,他惊奇地发现一道70种颜色的彩虹。靠近一看,原来是一堆各种颜色的鹅卵石发出的光芒。他把石头一一捡起来往怀里揣,一共70块。回来后的那天夜里,他做了一个梦,梦中一位白头白须、穿白衣服的老人对他说,你捡回来的70种颜色的70块石头是70部《江格尔》,你好好习唱吧。保准你吃穿不愁。第二天醒来,吐尔巴依尔老头真的能演唱70部《江格尔》了。从此,《江格尔》在卫拉特人中流传开来,吐尔巴依尔老人也赢得‘会演唱《江格尔》70部长诗的史诗袋子’美名。他死后,为了纪念这位杰出的江格尔奇,人们就把埋葬他的那个地方称作‘江格尔拜’,并建敖包进行祭祀。那两个湖前两年还在,至于山上面有没有敖包,就不太清楚了。”
关于江格尔奇与史诗《江格尔》,上述的故事是一则广为流传的传说。而江格尔奇在表演《江格尔》的时候,通常都会加入许多现场即兴段落来作为与观众的互动,这也是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最大的不同。口头传唱的史诗,它的表演者和观众是融为一体的,那一刻,史诗是活的。
当年历史上著名的江格尔奇胡里巴尔·巴雅尔在为哈拉夏尔汗演唱的时候,哈拉夏尔汗的一个官吏想窘窘巴雅尔,就问他:“江格尔一伙抽烟不抽?”巴雅尔在一处恰当的地方插了一段:“在百灵那样漂亮的烟斗里,装上了无数包磨碎的烟,在他们喷出的烟雾里,水鸟找不到沼泽,山鸟找不到食。”刚说完,旁边一个喇嘛又问:“江格尔一伙有没有寺庙,念不念经?”巴雅尔回答:“还没有说到那儿,你稍等一下。”就接着往下说了。过了一会儿,他才说道:“领头念经的喇嘛大声念经,震得大殿中央的柱子晃晃悠悠。懂得经的喇嘛兴高采烈,不懂经的喇嘛忙蒙耳朵,品行正的弟子兴致勃勃,品行差的弟子慌作一团。喇嘛司仪责怪大家,其他的喇嘛嘀嘀咕咕。”
这种现场的即兴与互动,构成了口头史诗最为动人的特点。有学者认为江格尔奇之所以能够一连几天几夜的说唱长篇的《江格尔》,他们靠的并不是通篇背诵,而是首先将整体结构熟记在心,然后再掌握史诗中大量的程式化片语——即对于特定人物、特定环境、特定场合、特定情节的固定的表述方式。有了这些作为基础,剩下的就是依靠艺人的个人才能以及现场发挥了。这有点类似于西方的爵士音乐,固定的是一些曲调和走向,剩下的就是音乐家的现场即兴表演,即使是同一个艺人,他每次演出同一个乐曲时也会表达不同的情绪。有时观众欣赏的甚至并不是这个乐曲本身,而是艺人在这一次的表演。而史诗《江格尔》也有这样的特点,所以说江格尔奇的每次表演,都是不可重复的绝笔。
过去,每年农历正月初一至初三或初五,王爷、活佛、王公、大喇嘛等当时有权有势的上层人物互相拜过年以后,就在王爷腾出专门的蒙古包或建起专门的蒙古包,请著名的江格尔奇说唱《江格尔》,直到月底。这样做的原因是:他们认为江格尔英雄们是产生于印度的众佛的8000个化身,有着制服蟒古斯(恶魔)的记录,因此,在正月里把这些化身请来王府,就可以赶走一切妖魔鬼怪。另一方面,说唱《江格尔》是很好的艺术活动,王爷们把它当成了一种娱乐。
而在民间,每当一位江格尔奇来到村子里借宿时,一吃过晚饭,村子里的孩子们就会来要求他说唱《江格尔》,孩子们常常听了一半就打盹睡着了,而大人们却不睡,一直到听完,这是规矩。那时的人们相信,演唱《江格尔》的时候山水神灵都能来听,《江格尔》演唱能使他们高兴。过去的《江格尔》演唱活动带有一定的信仰色彩,因而《江格尔》演唱活动不仅离生活很近,而且是生活的一部分。正如此,过去的演唱活动非常频繁,场所多样化,听众非常踊跃。这正适合《江格尔》这样口头史诗的演唱和流传。
《江格尔》的传承任重道远
江格尔铜像
《江格尔》以其丰富的社会、历史、文化内容,艺术上所达到的高度成就,在蒙古族文学史、社会发展史、思想史、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是蒙古民族文化的瑰宝。
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变革,《江格尔》早已失去人们心目中那份明显的神圣地位,演唱活动也被认为离现实生活距离很远,人们不再因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请江格尔奇演唱。这样的结果首先瓦解了听众基础,从而使《江格尔》及《江格尔》演唱逐渐在民间失去存在的理由。大众传媒的发达和经济、文化的全球化进程使这一势头加速发展,使今天的《江格尔》口头传统面临岌岌可危的地步。
近年来,随着我国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缔约国,国内重新掀起了保护《江格尔》传统的新的热潮。2006年,国务院批准江格尔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6月5日,经国家文化部确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的加·朱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李日甫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民间文艺家协会的夏日尼曼为该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并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26名代表性传承人名单。
全国各地纷纷拿出具体的方案,采取各种措施保护《江格尔》史诗传统。例如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拿出相当可观的经费用于“江格尔”文化基地的建设。其中包括江格尔宫的建设、江格尔奇生活的保障、江格尔奇的培养、江格尔剧团的建立、江格尔村的建设等等方面。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也与该县政府签订协议,在该县建立了“江格尔史诗传统田野研究基地”,以期互惠双赢。正是受到这样的大环境影响,现在正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重新认识到一直存在于他们身边的这部伟大史诗的价值。
江格尔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