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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社会主义畜牧业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明确提出内蒙古的畜牧业并非落后产业，而是有着新民主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前途。与晚清、民国时期的畜牧业现代化思想相比，社会主义畜牧业现代化思想更加注重畜牧生产的整体性与系统性，在关注畜种、畜产的同时，也重视水、草等基础设施建设，在具体建设过程中则注重政府的计划性与领导性，并积极发动群众运动，走群众路线。在扭住畜牧经济这个中心的同时，更关注民族问题与农牧矛盾的化解，以及地方知识的保护与利用，从而使相关政策能深入落实到基层。20世纪50年代内蒙古地区社会主义畜牧业现代化观，在一定程度上亦可被视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早期探索之一，通过对其形成发展的回顾及特点总结，对我们今天进一步完善中国式现代化下的畜牧生产建设具有一定历史借鉴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是史学界长期关注的基本议题之一，相比于已有丰富研究的农业、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等领域，相关学者对清末以来我国特别是地域广大、环境复杂、民族众多的内蒙古牧区畜牧业现代化探索与建设的关注则相对较少。关于畜牧业现代化的概念与内容，目前有诸多定义与解释。如汤逸人指出：“现代化畜牧业可能包括所养的家畜产品生产力高，质量符合要求，成熟快，饲料报酬高；有充足的饲草饲料基地和畜舍，劳动生产率高，成本低，畜群健康等内容。”但值得注意的是，畜牧业现代化也是“一个历史性和世界性的概念，其衡量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将随着历史的发展和进步而变化”。因此在清末、民国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不同时期人们对畜牧业现代化及其建设有着不同的认识和侧重。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随着牧区民主改革与社会主义畜牧业改造的推进，新的畜牧生产模式在内蒙古地区逐步确立，其背后所蕴含的社会主义畜牧业现代化建设观与晚清、民国时期基于西方经验的现代化畜牧建设观有极大不同，其能够深入牧区基层，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推动内蒙古牧区畜牧生产的恢复与发展。

目前史学界对20世纪50年代内蒙古社会主义畜牧业现代化建设有较为丰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建设过程的梳理，这是目前相关研究最为集中的领域；二是以“三不两利”政策和乌兰夫的畜牧业建设思想为重点，总结内蒙古畜牧业现代化建设的特点及成功经验，这是目前相关研究的重点领域；三是对建设过程中畜牧生产技术革新的研究。上述这些研究成果充分展现了新中国成立后内蒙古畜牧生产的巨变与新面貌。但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相关研究多侧重于对畜牧生产建设具体过程的复原，而较少从历时性角度，将新中国成立后内蒙古的畜牧业现代化生产置于近代以来畜牧生产观念整体变化的历史之中进行分析。事实上，内蒙古畜牧业现代化的摸索早在近代就已开始，且经历了曲折的探索过程，至新中国成立后逐渐实现巨变。这是一个长期且不断变化的过程，将新中国成立后内蒙古畜牧业现代化观念的变迁置于这一较长时段中进行分析，更能凸显出社会主义畜牧生产观念的特点。另一方面，相关研究多将这一时期内蒙古的社会主义畜牧生产观视为单一静止的观念，但事实上20世纪50年代内蒙古地区的社会主义畜牧生产观经历了一个不断摸索完善的过程，其既不是静止的，也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经历了不断的调整与完善。

鉴于以上原因，本文将关注20世纪50年代内蒙古地区社会主义畜牧业现代化建设观的形成发展过程，将其置于近代以来内蒙古畜牧生产现代化探索的历史之中，一方面用动态的视角分析其不断形成与完善的过程；另一方面，通过与晚清、民国时期内蒙古畜牧生产现代化观念的对比，分析总结其特点，进而揭示近代以来，内蒙古畜牧业现代化建设的多元性以及选择社会主义畜牧业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必然性，并为当前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下的畜牧业生产发展提供一定历史经验。

二、晚清、民国时期畜牧业现代化观念的萌芽与探索

畜牧业是内蒙古地区的主要产业，更为重要的是，其不仅是一种经济生产方式，更是广大牧民的生活方式，并融入人们的思想文化与精神信念之中，成为一种超经济生产的多元意义的存在。在清代各类文献中往往将内蒙古的畜牧业称之为“本业”“本务”。如乾隆帝发现“口外”“蒙地”有大片农田，他在欣喜的同时仍不忘警诫“农作非蒙古本业”；道光帝亦称“蒙古地方辽阔，以骑射、游牧为本务”；等等。

（一）清末“蒙地”畜牧观念的变革

清末，俄、日对于东北及内蒙古的觊觎与渗透、“蒙地”边防空虚以及巨大的财政压力，使清政府开始重新定位内蒙古的畜牧生产。在内外政治、经济交困的背景下，分散且不稳定的游牧经济已明显不能满足王朝的政治、经济及边防的需求，因而在这一时期关于“蒙地”经济的公文与奏章中，蒙古社会与民众多以贫困、顽固的负面形象出现。如力主放垦“蒙地”的岑春煊称：“蒙民贫困日甚一日，种族寥落，庐帐萧条，台吉而上财足自存，兵丁之属衣食多缺，军储无出，武备遂堕。”与此同时，曾与农业处于平等地位的游牧生产逐渐成为落后的象征，而放垦农业则被视为救命稻草。如绥远将军贻谷称，“天下之利必归农，聚民之计在开地”；黑龙江将军恩泽也认为：“窃维天下大利首在兴农，边寒要区尤宜辟土。盖土辟则民聚，民聚势强，此实边之要道，兴利之良法也。”值得注意的是，清末内蒙古地区畜牧业“主业”地位逐渐动摇，以及其呈现出的　“农进牧退”趋势并非线性和均质的，部分官员、士人在注意到“蒙地”游牧生产能力不足的同时，也看到了畜牧业改良后的巨大价值。如洋务派代表人物左宗棠由于长期主政西北，因此对于牧业改良有较深认识，他强调“畜牧为西北急务”，“边塞以畜牧之利为大”，并认为西北地区经营开发要优先发展牧业。又如维新派代表人物郑观应指出：“凡在富足兴盛之国，其畜牧事业发达者，其畜牧之价值必居其国富之大半。”因而他极为提倡牛羊毛纺、猪鬃等畜产的出口贸易。由此可见，这一时期仍有部分人鉴于边疆现实的自然社会条件，以及西方部分工业国以牧业富国的历史经验，看到了“蒙地”发展畜牧业的重要性及其潜力，开始学习西方技术、思想，进行“蒙地”畜牧业改良的探索，成为内蒙古畜牧业现代化转型的先声与萌芽。

（二）民国时期的畜牧业现代化观

民国建立后，国家面临诸多问题挑战，其中，建立民族国家，实现经济工业化转型是最为紧要的问题，而这两大问题的解决均涉及内蒙古等边疆地区的畜牧业发展。在现代化建设思潮的影响下，人们逐渐认识到了畜牧业并非野蛮落后的产业，而可以像英美等国那样通过工业化、科学化进行改良，增加财富。随着内蒙古等地逐渐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内蒙古地区牲畜与畜产品的商品价值也逐渐提升，这使人们开始对边疆地区畜牧业的重要性与价值有了新的定位与思考。与此同时，畜牧生产在农业生产和边地垦殖中的价值也逐渐得到重视，人们普遍认为“凡经营农业者，必以营畜牧或兼营畜牧为最有利”，因而在关于内蒙古等边疆地区的开发中，“先在荒地进行畜牧事业，然后逐步的开垦荒地”的观念逐渐得到认可和宣传。在上述多种因素的推动下，内蒙古以及西北地区的畜牧业从落后的末业，一度转而被视为“建设现代农业工业化的重心”。在建设现代化的观念以及内蒙古地区畜牧业重要性被再度认可的情况下，民国时期的官员及知识分子开始将建设现代化的畜牧业视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并在畜牧业前冠以“科学化”“工业化”“现代化”“新法”“现代型”等词语，以描述他们所追求的不同于传统的现代化畜牧生产。

当时对于畜牧业现代化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时人认为所谓科学化的畜牧业生产应是系统化和专业化的，其不仅包括家畜种类学、家畜鉴别学、家畜育种学、家畜饲养学及家畜管理学等多元而专门的门类，且在牲畜培育上亦应精细化、专门化。如“昔日之牛，可用以拉车，可用以驮载，可作为肉用，可以为乳用，而今日则以科学方法，品其种，别其类，有专为食用者，有专为力用者”；马分乘、驮、挽用三种；羊则分乳、毛、肉用三种；猪也分生肉、醃、脂肪用三种。提倡根据不同牲畜的用途配置不同饲料，并安排不同牧养方式。第二，时人所认为的现代化畜牧业生产是具有高度商品化和工业原料化的。畜产品不能仅仅用于自给，其一方面供应工业生产，“‘食其肉，寝其皮’，虽可谓牧畜之目的，要亦不过原始式之畜牧事业而已。际此科学昌明，工业发达时代，此原始式之畜牧，一变而为极重要之工业原料生产事业矣”；另一方面，更要直接与国内外市场挂钩，从而获得巨大利润。如孙中山先生给“蒙地”畜牧业规划的前景是取代阿根廷成为世界肉类之供应地。张国钧认为畜产制造分工、运销统筹等均为未来畜产发展的重点。

总之，晚清、民国时期，虽然社会进化论、“牧业落后论”等思想继续传播发展，“蒙地”农垦也依然继续推进，但这一时期社会对于“现代化”的讨论与认识也更为深入，工业化、科学化、合理化、社会化成为当时对于现代化的基本认知。其中畜牧业在农业现代化的范围之中，亦受到一定关注，特别是随着我国畜产品在国际市场的走俏以及部分欧美国家牧业兴国的成功经验，使内蒙古等边疆地区畜牧生产的重要政治、经济作用得到认可。打破“旧法”，引进新技术，进行“科学化”畜牧生产的呼声逐渐成为主流。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关于畜牧业现代化的思想虽然涉及生产的诸多环节，但其多为分散的，并不成体系，且往往仅聚焦于畜产的增殖，对于水、草、棚圈等基础建设关注较少。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畜牧业现代化建设的相关思想，仍主要以技术层面为主，对于畜牧生产的组织方式、牧区的新社会建设等考虑较少。此外，这一时期畜牧业现代化思想多侧重引进西方技术、畜种、生产模式，对于本土畜种及畜牧生产技术合理内核的关注亦较少。由于战乱环境及政府能力的影响，这一时期的畜牧业现代化的思想理念虽在“蒙地”有部分实践，但多或中途失败、停顿，或未深入民间，未能彻底改变传统的牧业生产格局。

三、内蒙古社会主义畜牧业现代化建设观的形成

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中共中央便对内蒙古地区生产的多元性与地域性有明确认识，其中特别关注到了畜牧业对于内蒙古地区农牧业区生产的重要性。在抗日战争过程中，更是积极对牧区畜牧业进行保护与建设。如在大青山等抗日游击根据地“提倡畜牧事业，推广卫生行政，设立畜产事务机关。各盟旗设立兽医所，专事畜种改良，畜病治疗、繁殖畜牧，增加蒙人畜产收入”。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在进行革命军事斗争的同时，也积极推行“蒙地”的经济革命。其中，畜牧业被视为重要一环，要求“努力促进畜牧业的发展，改进饲养方法，提高管理水平，提倡牧民贮存青草”，“用科学方法改良牧畜，在各盟、旗设立兽医医疗所”，等等。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及绥蒙地区党委对于内蒙古地区经济生产的多元性与地域差异有着较为深入的认识，因而在执行诸如土地分配、农业开垦等政策时，往往会根据蒙古族聚居地区（又称纯牧区）、蒙汉杂居地区（又称农牧混合区）、汉族聚居地区（又称纯农区）的不同自然、社会环境因地制宜进行推行落实，最大限度地保护和维持牧区牧业生产规模及秩序。总之，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于“蒙地”牧区的畜牧生产已经有了初步的改良思想，主要关注点在畜种改良、畜疫治疗、改进管理等方面，其中特别强调割草储草，以保证饲料供应。虽然由于频繁战乱以及牧区工作经验的有限等原因，这一时期对于牧区畜牧业的建设并没有完全形成系统的思想体系，且多是集中于对个别生产环节的改进，但仍在一定程度上为内蒙古自治区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牧区畜牧业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思想和实践基础。

内蒙古自治区和新中国成立后，内蒙古畜牧生产进入了新纪元，最为突出的就是社会主义畜牧业建设观逐渐完整并付诸实践，使内蒙古不仅是“全国少数民族区域自治的良好榜样”，　而且在畜牧经济建设上也“成为各牧区向前发展的榜样”。在牧区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内蒙古地区结合牧区传统与实际经验，逐渐形成和完善了新的畜牧生产思想。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初期，王铎（时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便指出：“内蒙游牧地区牧畜经济较农业地区农业经济更具有落后性、散漫性、无组织性，要把这样一种经济引导到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总轨道上”。他强调“今后发展牧业经济要走的道路，是由政府大力帮助，采用科学的办法，组织群众生产合作，把分散的牧民组织起来，要经过合作化，向现代化的方向发展，成为新式的牧畜业经济”。随着牧区民主改革的展开和深入，关于内蒙古畜牧业未来发展方向和途径的思想也逐渐明晰。如乌兰夫明确指出：“农业有前途可以发展为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农业，畜牧业同样有前途可以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畜牧业”，畜牧业有自己的发展方向与道路，而非附属于或者最终转变为农业，对于所谓农业优于牧业的传统的社会进化论，乌兰夫进一步指出：

有些人认为“工业最进步，农业次之，牧业最落后”，什么“根据社会发展史来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时，牧业根本吃不开，甚至到了社会主义后期就根本没有畜牧业了”。从社会发展上来看，这是错误的，是形而上学的观点。畜牧业作为一个产业部门，在任何时期都是不可缺少的。它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与牧业本身没有先进与落后之分，牧业的经营方法正同农业一样，是随着社会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工业的发展而发展的。牧业也同农业一样，有中世纪的牧业，有资本主义的牧业，有社会主义的牧业。牧业是随着社会和技术的进步而进步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牧业落后”论是错误的。

这不仅肯定了畜牧业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以及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价值和地位，更明确了“现在的牧业不是转向农业，而是由落后的牧业，向先进的牧业发展”，具体而言就是发展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畜牧经济”。畜牧业是有其独特发展道路的，因而在建设中要“采取有别于农业的步骤、方法、方式”。

1953年，随着牧区民主改革的顺利完成，内蒙古自治区也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关于社会主义阶段畜牧业的具体发展模式、生产方式等方面的思考也随之逐渐深化。乌兰夫提出，“把个体的、游牧的、落后的、小生产的畜牧业经济，发展改造成为合作化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的畜牧业经济”。其中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畜牧生产的方向与要点，当时我国并无经验，只能参照苏联经验与标准，即：

将有大量的机器为畜牧业生产服务——苏联现在有的机器有拖拉机、自动牧草收割机、电气剪毛机、电气挤奶机等机器。人工饲料基地、牲畜棚圈将会建立起来，将逐步摆脱对自然条件的高度依赖，将可以有效地防止风雪灾害；兽疫防治将会普遍建立起来，将有大批的畜牧兽医专家为畜牧业生产服务，会大大减少牲畜的疾病死亡；牲畜品种将会大大改良，好的马、好的奶牛、好的细毛羊将会大批繁殖。牧区经济将发展成为合作化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的畜牧业经济。

经过多年的实际建设经验总结，1959年，乌兰夫明确提出我国畜牧业现代化的基本要求：“生产过程逐步机械化、电气化，良种普及化，有科学的饲养管理方法和巩固的饲料基地，有足够数量的畜牧兽医科学技术人才为畜牧业生产服务。这样，畜牧业才能在科学技术的基础上高速度发展，才能有较高的产品率和畜产品的充分综合利用。”相比于晚清、民国时期关于畜牧业现代化的初步思索，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畜牧业建设观更为系统、完整、实用，且其主要关注点也不再仅局限于生产技术方面和经济领域，而是涉及有关畜牧生产的各个环节以及政治、民族、文化等多个领域，其突出特点是管理的组织性与计划性、立足人民与群众运动、建设的多元性与因地制宜、畜牧经济建设为中心与重视民族问题等。

四、内蒙古社会主义畜牧业现代化建设观的特点

不同于基于游牧转场的传统畜牧生产模式，以及基于私人资本与市场导向的欧美大牧场畜牧生产，新中国成立后逐步确立的社会主义畜牧生产模式具有以政府力量为核心的强有力的组织性、计划性，广泛的群众参与性，畜牧生产各环节系统性建设，政治、经济多元领域兼顾等鲜明特点。这使其在适应草原畜牧生产环境的同时，能够更大程度地发挥政府、广大农牧民双方的积极性，调动起更为强大而持久的畜牧建设力量。

（一）政府力量主导的组织性与计划性

不同于晚清和民国时期将主要关注点集中于生产技术，社会主义畜牧业建设观在关注技术的同时更注重组织与管理形式，强调畜牧生产中的计划性、组织性与管理性，“用国家的力量来帮助牧民发展畜牧业。如广泛利用科学方法进行防疫，改良畜种，改进经营管理方法，改良牧草，实行储草、打井、修改畜棚、组织打狼、消灭狼害等等”。乌兰夫指出，“‘牧畜经济用不着领导，牧民自己会搞’，这叫做放弃领导。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积极领导与帮助，要成为进步的牧畜业是不可能的”。因而他强调在畜牧生产中坚持“领导与群众相结合”原则，提倡普遍组建生产组、合作社等，在各级政府统一规划和领导下进行畜牧生产。

在计划性方面，要求“加强畜牧业生产的计划性，确实掌握各种牲畜头数，克服盲目估计和不全面的推算，要求做到心里有数”，并在不同季节和时段安排相应的重点工作。如“春季以接羔保羔，保育幼畜，马的配种为中心工作”；“冬季中心工作是加强饲养管理，防风、防雪、防狼”；等等，并在年内多次适时召开会议进行相关工作的调整与总结。在管理性方面，如在分配牧场和转场上，绥远地区规定“各盟旗在牧业地区，应有计划和有组织的划分夏秋、冬春放牧区域，将冬春放牧区域的畜草，加以严格保护，在夏秋季内，无论任何人的牲畜，一律禁止前往放牧”；呼伦贝尔牧区牧民则在“移动之前，先视察水草找好路线，然后与移动单位共同决定。如因水草缺乏必须移至别一个索木（索木相当于农业区的区，合数巴嘎或十数巴嘎为一索木）的时候，须先与索木政府商讨”，从而实现牧场利用与转场的有序性。又如在打草储草上，锡林郭勒盟、察哈尔盟制定任务量，“规定一个牲畜平均打草30斤”，并组织群众进行集体打草；呼伦贝尔亦在每个嘎查组织打草委员会（一般为11名代表成员）统一领导打草；等等。此外，在诸如防疫、打狼等生产活动方面，均由各级党政组织的规划与领导，“规定各级党委都要有一个书记分工掌管畜牧业，并使自己成为领导畜牧业的内行”牧区全年在诸如接羔、配种、防疫等关键生产节点前均要召开会议部署与调整工作，并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及时进行经验总结。在整个生产周期中，要坚持“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

（二）群众广泛参与性

社会主义畜牧业现代化的立足点始终是人民群众，“改善人民的生活是我们的基本出发点”，　在整个畜牧业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积极发动群众，坚持走群众道路，即“以工人、农民、牧民、青年知识分子所组成的阵营为主的，有着坚实的社会基础的道路”。乌兰夫明确提出，“恢复与发展畜牧业是一种群众性的生产运动”，这使畜牧业的现代化建设成为一项有广泛群众参与度的群众运动，而非仅仅是政府和相关科研机构的实验活动。如在打草储草方面，锡林郭勒盟、察哈尔盟以嘎查为单位组织集体合伙打草，并提供给打草机、搂草机等设备。又如在打狼方面，“旗长为大队长，苏木达（乡长）为中队长，并请有经验的牧民作为打狼顾问，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打狼”。在增畜防疫等方面亦积极建立与健全群众性防疫组织，“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贯彻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原则”等等。这使新中国成立后，内蒙古牧区的各项畜牧业现代化建设工作均有极高的群众参与度，能够深入各苏木、嘎查基层，得到相对较好的落实。

（三）畜牧生产各环节系统性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畜牧业建设观不仅关注牲畜本身，对牧草、兽医、水利、畜产制造等畜牧生产的各个环节均有涉及，具有完整性与系统性。与民国时期所谓科学畜牧生产不同，社会主义现代化畜牧建设并非仅以牲畜或畜产为中心，顺带发展水草等配套因素，而是立足生态系统及生物发展规律，将水、草等方面的建设均视为基础和重点，并明确提出“水利建设、草原改良、品种改良、兽疫防治四项工作，是发展畜牧业生产的根本性的问题”。其中，发展水利被视为“头等重要的任务”，并提出“以水带草，水草结合”。在夯实这一基础之上，再进行有关改良牲畜、畜产加工、防疫以及提升技术设备等其他方面工作。如乌兰夫指出：

从多方面提高畜牧业生产技术，尤其是解决水、草问题和防止牲畜疫病及其它自然灾害。从现在的生产水平到防灾、搭棚、打井、打草、防疫等生产技术的初步改进，再进到具有草原工作站、供销点、打草站、兽医站等先进的畜牧业生产，使依靠自然草原的简单的畜牧生产，逐渐改进到种植蔬菜、种植牧草、种植饲料，建立人工饲料基地，有进步的饲养管理的畜牧业生产，然后在国家工业化的基础上逐渐应用现代的机器。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畜牧业现代化建设中的这些多元因素并非散乱无序，而是循序渐进，成体系发展的。值得注意的是，在汲取苏联等国经验的同时，中国的社会主义畜牧业现代化建设亦十分注重内蒙古牧区的具体自然、社会环境，以及传统畜牧生产技术的价值，力求实现因地制宜。如乌兰夫等人在调研内蒙古牧区自然和社会情况的基础上，认识到“蒙地”不宜立即开启大工业生产建设，“第一步还是从发展畜牧业着手，如实行选育良种、设立兽医所、训练兽医人员、收集药品等。政府要帮助人民一步步地解决困难，水不够的地方组织劳动力打井，适当地调剂草地”，因而要求各级政府要充分考虑牧区自然条件、人口条件、牧民生活习惯等。根据内蒙古各地经济发展的特点，将内蒙古划分为农业区、半农半牧区、游牧区三个产业区，因地制宜地进行畜牧建设，处理好畜牧业与农业的关系。如“锡林郭勒盟应全力发展畜牧业并逐渐地建立饲料基地，发展农业；伊克昭盟、乌兰察布盟、巴彦淖尔盟、察哈尔盟基本上应该是以牧为主，也要大力发展农业；昭乌达盟、呼伦贝尔盟应该农牧并重；哲里木盟、平地泉、河套行政区应该以农业为主，大力发展畜牧业”。又如“纯牧区目前还不宜过急的提倡定居，可以先做好划分四季牧场建设冬营地的工作，还可以采取苏联草原工作站的作法，选择几个条件较好的中心作为试点”，等等。

此外，社会主义畜牧业现代化建设在坚持和引进机械设备及学习苏联等国经验的同时，也重视利用传统游牧中有价值的技术与设备。如在防疫方面，政府明确指出，“组织训练地方中西兽医，是做好防疫工作的有力一环”，并积极提倡“组织训练当地蒙人兽医，搜集土方治疗”。在生产设备方面，乌兰夫提出“现代化的水利设施固然要办，土井也要打，汽车需要，勒勒车也要改良，骆驼也要使用；把现有的生产工具加以改良，生产效率就会提高”，对于传统畜牧中具有价值的设备与技术继续予以保护与发扬等。

（四）政经多元领域兼顾与农牧共同发展

社会主义畜牧业现代化建设观坚持经济、民族、政治因素并重。晚清、民国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繁，内蒙古牧区正常的畜牧生产受到巨大破坏，牲畜及畜产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均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如“呼伦贝尔地方在一九一九年时，有羊120万只，牛40万头。至一九四五年‘八·一五’前羊只有40万头，牛约10万头。在敌伪统治十余年减少三分之一和四分之三”。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探索和建设成为内蒙古的重要工作任务，在进行政治建设的同时，各级政府也始终将恢复与发展畜牧经济视为重点，而非立即建设大工业生产或大规模农业开发。如王铎在自治区以及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多次强调，“目前我们在牧业地区的中心工作是恢复与发展畜牧业生产，繁殖牲畜，这是一切工作的中心”，“恢复和发展畜牧业是全部工作的中心工作”，并提出，“只有经济发展，发展了现代的牧畜业，生活才能改善，这才是群众真正的翻身”。乌兰夫指出，“经济建设之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是党的根本任务”，其中内蒙古“发展生产的中心问题就是发展牧畜业”，特别是“在牧业区的一切工作要以有利于恢复发展畜牧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为出发点”。1954年，绥远与内蒙古自治区实现合并，标志着内蒙古的民族区域自治取得巨大进展，“完成了统一的区域自治的历史任务”，“自治区由推行区域自治为重点的时期转入了以建设为重点的新时期”。这一时期的重点是“发展自治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各项事业，使境内各少数民族赶上先进民族，与祖国各族人民共同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其中畜牧业经济是核心。乌兰夫指出，“坚决贯彻执行在牧区必须‘以牧为主’来发展生产的方针。在牧区，千条万条增殖牲畜第一条；各项工作都要有利于畜牧业生产的发展，为畜牧业生产服务，不要妨碍畜牧业生产的发展”，　并提出了“工业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牧业以畜为纲”的方针。

中国共产党人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关注到了内蒙古的民族问题，并指出“民族问题便占了内蒙问题的主要地位”。新中国成立后，乌兰夫等人立足于农牧区实际，正确认识到了民族问题、农牧纠纷的实质及其与畜牧经济发展间的关系。如他指出：“半农半牧区所表现的农牧矛盾，恰恰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蒙汉民族经济纠纷问题”，“民族问题表现最突出的就是土地问题。所以正确地解决了土地问题，就是正确地处理了民族问题”。因此，内蒙古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畜牧业建设观不仅将关注点集中于经济建设方面，更关注民族及政治因素，力图通过畜牧业现代化建设来解决民族问题与农牧纠纷。如乌兰夫提出，“养牲畜可以增加大量粪肥，提高农业产量。这不仅仅是经济效益问题，还有其政治意义。因为内蒙古大部分的农业区都是蒙古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杂居地区，如果在农业区大量的发展畜牧业，那么，所有蒙、汉及其他各个民族的社员都可以增加收入，经济上利益的一致，也就会增进政治上的团结”。因而，诸如绵羊改良等畜牧建设工作也“必须当做一项政治任务来坚决完成”，促使通过畜牧业的发展来促进农牧民的团结与共同发展。与此同时，政府也通过政治运动与民族团结来促进畜牧经济建设。如在1952年自治区政府结合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运动对广大农牧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推动进行爱国保畜增畜的生产热潮，推动畜牧经济建设及现代化发展，实现政治、经济、民族因素的结合与互助发展。

五、结　论

与晚清、民国时期的畜牧业现代化探索阶段相比，新中国成立后内蒙古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畜牧业建设观更趋于系统和全面。第一，社会主义畜牧业现代化建设思想不仅关注畜牧生产环节中的具体生产技术，而且更注重生产组织的建设，重点突出畜牧生产的组织性与计划性，加强对畜牧生产的领导。这是之前畜牧业现代化探索过程中较少关注到的。第二，社会主义畜牧业现代化建设观立足于人民，将民众的生存发展视为根本出发点，这与之前时代侧重于纯经济利润的思想有明显不同。正因如此，其在具体建设实践过程中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在坚持政府领导的同时，广泛发动群众，使相关改革措施能够深入基层。第三，社会主义畜牧业现代化建设观不仅关注牲畜牧养环节，更立足整体，重视水利、饲料、繁殖、品种改良、管理、防疫、棚舍、工具及技术等各环节，在夯实诸如水草等基础环节之上，稳扎稳打进行牲畜牧养和畜产制造，而非盲目片面发展某一环节。而且在建设过程中注重当地自然、社会环境及地方知识，实现因地制宜。第四，社会主义畜牧业现代化建设思想始终坚持以发展畜牧经济建设为中心，将其视为制定各种政策的出发点，并在此基础上推动解决农牧矛盾及民族问题，实现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多方面建设的互动发展。由此可见，社会主义现代化畜牧业建设，不仅是经济的建设，更是依托于畜牧经济的发展来实现社会主义牧区新社会、新文化的建设。

畜牧业现代化并非均质单一的，其具有多元性、动态性与历史性，相关内涵与侧重点也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及地域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它不是一个死的概念，而是可以不断发展和自我更新的。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保护、食品安全等问题的出现，现代化畜牧业也不再简单是用现代化科学技术进行畜牧生产，而是包括了诸如可持续发展、动物保护等多元内容。因此，在具体研究中，对于畜牧业现代化思想，我们不能用静止和单一的视角去分析，而是要注意其时代性，关注其发展变化背后的社会推力。在当前的畜牧业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我们不能闭门造车，固守传统概念，而要关注农牧区社会发展变化，不断吸纳新的合理因素，改革不适宜时代发展的旧因素，从而使畜牧业现代化思想不断保持活力，能够因时、因地制宜地得到落实与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推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而20世纪50年代内蒙古地区社会主义畜牧业现代化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亦可被视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早期探索之一，通过对其形成、发展及特点的回顾总结，可以为进一步完善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畜牧生产建设提供一定历史借鉴。

（作者来自西北大学历史学院、西北大学中华民族史研究中心）